中美相遇：百年细流绵延，相遇历久弥新
□林颐
历史学家王元崇先生的研究领域是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两年多前，王先生在“澎湃新闻”开设名为“中美浮华录”的专栏，“探讨中美双方在早期一百多年的交往中对彼此怀有的种种理解和期待”，遂有了这部《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的问世。
全书从“清代中国的外交体系”落笔，这也是我们理解“中美相遇”的起点。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以费正清的说法，本质是两种文明的“冲击-回应”，但是，至少在其最初阶段，对于中国人来说，原有的关系框架仍然相当稳固。鸦片战争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历史转折点，不过，真实的历史几乎都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对世界认识的转换或者说文明观转换是怎样完成的，围绕朝贡体制的外交秩序如何消解然后如何重建成更适合双方相遇的新秩序，以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阵痛与不得不面对、学会适应和自我改变的各种情形。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王元崇并没有像习惯的那样斥之为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跪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解答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西方使节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也是常有的事情，牵涉使节个人的性格、信念和不同国家的
文化观念。
相对于英国的古板和强硬，美国人要务实、灵活得多，《望厦条约》和“最惠国待遇”，都显示了这一点。批评清朝“闭关锁国”，也是一种习惯的误解。自清入关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所以禁绝海市，为的是对付台湾郑氏，此后即开放对外市贸，以广州专对欧洲商贸并不等于说广州是独口贸易，同时尚有其他各口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通商。
颇具商业头脑的美国人视中国为淘金场，书中记载了“到中国去！”的许多事迹。1784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满载毛皮驶向广州，返程带回大量绿茶、棉布、瓷器、丝织品等。中国商人在商品交换里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甚至通过鸦片买卖富可敌国。但是，王元崇指出，伍秉鉴们和美商顾盛、罗素、福布斯等人的不同在于，没有去投资建设人文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轮船机电等领域，也就是说，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社会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必须从教育抓起。容闳主持的留美幼童派遣计划，培养出了一些人才，广东香山人李恩富的故事即是一例，后来成为维护华工权益的著名记者。可惜这项计划只存在于1872至1881的10年，就夭折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负责留学事务的官员担心这些幼童被西方生活方式腐蚀，不断向国内发回负面报告，影响了决策人的态度；二是因为当时美国出现了排华风潮，导致美国政府从它早先承诺的让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立场后撤。
这部作品注重史料，王元崇从大量档案、日记、信札、文书里寻找线索，尽力挖掘大众稀闻的人物和事件，若已广为知晓，就以新的视角拓宽思路，带来新的思索。
他讲述石泉惨案赔偿记，描述1885年这场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屠杀带给华工的伤痛，中方与美方交涉获得了胜利和赔偿，意味着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国际法意识的增强。他讲述名不见经传的广东人林秋龚偷渡美国，成家立业，因为“有色人种”的身份，林家女儿被拒入学，林秋龚打官司以维护自身权益，可见美国种族歧视之根深蒂固。他讲述慈禧太后与康格夫人的交往，这种“夫人外交”尽管无法改变慈禧自身的弄权和腐败带来的恶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美的关系。他讲述蒲安臣在晚宴上激情演讲“勿扰她”，敦促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尊重中国，以世界公民的心胸为中西交流所作的贡献。
外交、军事、贸易、留学、移民、劳工……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片段，渐渐汇聚成了完整的图像，又因为作者始终带着现代的问题意识，秉持公允中正的原则，观察相遇带来的双方的蜕变，所以它们并不仅仅属于过去的时代，也促使我们思考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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