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

2021年1月10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十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此次研讨会既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所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学术年度论坛”第十讲，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学术活动。

会议现场

首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涛教授进行了题为《历史书写的数字化转向》的报告。王涛教授总结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变化，从最早认为数字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到近期发现数字史学促成了新的数字生产转型、能够改变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他认为数字人文带来的这些改变，对历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王涛在接下来的报告中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即数字史学中的数字化转型与史料外延的改变，以及跨学科与研究方法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时代正如德国学者茂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进行数字化的”。2019年，国家图书馆将2000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进行了收藏，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显示了史料的形态其实是多元的。可以想象，这2000亿条微博在被收藏之后，就可以进入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当中。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外延在扩大，历史学者也越来越可能实现“史料自由”。数字化技术也擅长将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关联。对此，王涛以一项美国历史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讨论。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图书馆借阅材料、借阅者身份信息、选举报告中的借阅者政治立场等几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如美国早期民主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而联邦党人者认同休谟、伯克等人的理念；两党人阅读对象的范围非常广，但如果对其阅读网络结构进行勾画，则可以发现两党人彼此之间虽有疏离，但又被一些阅读的内容和对象勾连在一起。这本来是很复杂的意识状态，但借助数字化方法可以进行清晰的描述。

王涛也指出，数字化不一定就是好的，有“硬币的另一面”。有时有了数字化的材料之后，我们也许会只关注那些已经被数字化的材料，而忽视了那些没有被数字化的材料。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加拿大的学者当中，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突然有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一种十九世纪的报纸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在当时这种报纸受到了数字化开发。学者们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使用的材料，开始大量使用，反忽视了其它可能性，认为非数字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盲点。

除此之外，王涛强调，普通意义上，我们认为数字化处理就是将文献进行扫描，进行结构化处理。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超越的角度进行理解，数字化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合作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这也和“新文科”具有联系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主席麦克尼尔所认为的那样，纸质文献为王的高峰时期已经消退了，历史研究要展开更多可能性，用更多方法、更多材料来进行历史解读。举例而言，用激光雷达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如还原玛雅文明活动范围。对此，王涛呼吁学者们应该跳出舒适圈，充分运用更多技术手段。某种意义上来讲，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正如麦克卢汉所讲的那样，“媒介即是信息”。数字史学帮助研究者创造了新的问题域，帮我们发现问题、打磨问题。但找出的问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对此，王涛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经过历史学者的继续研读和分析，基于学者的学识和立场展开解释，才有可能将研究进行推进。

此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梁晨教授以《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历史：作为桥梁的数字史学》为题进行了报告。梁晨教授认为，数字史学发展到今天，学者们已经在概念与内涵、理论与方法、效用与限度等诸多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但是，在历史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些核心议题上，比如如何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将数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仍缺少研究与对话。在他看来，历史学者不必将数字史学视为异类似的新范式，实际上，它与传统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强的一致性。

梁晨教授指出，史学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如果我们回顾现代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似乎存在一条线索，即微观史和宏观史的相互竞争及交替领先。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后，实证史学逐步大行其道。20世纪以后，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愈发细碎化的实证研究，这也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长时段和整体史成为学界热潮。再历三、四十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兴起，宏大叙事走向式微，微观史称谓新潮。直到最近的几年间，学界又开始反思微观史学。吉尔迪、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认为现在的微观史学完全抛弃了宏大叙事，是有问题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即“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百余年间，微观和宏观已有数番争锋，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历史学者力图沟通“求实”与“求是”的价值观和难以克服的困难。

梁晨认为，过往学界主要是通过“拉长时段”和“拉低眼光”两种方法来平衡微观与宏观研究。这些方法固然有用，但取得的效果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实际上，在微观个案和宏观规律与认识之间，还存在中观群体。刘子健先生曾有言：“大题小作，未免可惜。小题大做，那又何必？”他认为唯有中层问题是“既可以从大处着想，又不会困于细项”的选择，所以史学研究应该走向中层，由中观来沟通宏观和微观，而数字技术或数字史学恰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效能。因为走向中观并非易事。中观研究既涉及到规模性的群体，也涉及到长时段，由此就产生了三维的分析数据，无论是资料的获取还是分析都具有很大挑战。但数字技术，特别是量化数据库构建，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思路。学者可以从大量史料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微观历史数据，这种微观历史数据既可能存在于结构化史料之中，也可以通过新技术方法去主动挖掘，比如从数据库的海量数据中挖掘人物数据等。这些微观数据本身可能没有结构，但被收集起来之后就成为结构化的数据集合，这种数据集合背后所反映的通常就是一个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群体，这为连续和深入的中观研究提供了可能。梁晨以自己所在的“李——康”研究团队近年来的研究举例，介绍了由不同数据库连接形成多代人物信息数据库，以及构建时间轴上的动态数据两种对历史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梁晨指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要的目的都是观察“人”，观察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变化。他认为，虽然观察和分析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在“可能”的前提下，定量方法依然是一个最佳途径。要进行定量分析，就一定要有群体和时间轴，没有这两个因素作为基础，定量研究是无法开展的。中观数据库的好处恰在于能够在这个层面为我们提供帮助，特别是有了时间轴的概念之后，“变异”可以被连续被观察，这就可能会得到统计意义上的规律，从而可能促进史学理论的演进。如此一来，就能从中观的“求实”研究，走向宏观的“求是“研究。正如何兆武所讲的那样，历史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史实的认知，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量化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第一层面的问题，但正如王涛教授所言，第一层面问题的完成不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也不等于历史研究的完成，但仍然非常重要。有了新的史实认知，对于后一层次的理解可能会有帮助。当这种认知是连续的，本身就和理解与阐释更加接近，而不再依靠想象或更多跨越时，我们所做的历史阐释就更有基础。梁晨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数字史学更好地沟通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数字史学虽然是新方法，但它和传统史学的价值及目的是契合的，并且能更好地推动传统史学研究。

在本单元的最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赵思渊副教授就《嵌入史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报告。赵思渊指出，早在2009年，中文学界就有许多对数字人文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进入制度性的学术体制之内，尤其是进入到文史学科的学术体制之内，相对来说比较晚。赵思渊表示，如何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嵌入人文学科的既有教学科研体系，如何在不同学科话语中论述数字人文方法的价值，令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各自学科推进原创研究，令数字人文项目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公开的评价，均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赵思渊认为，数字人文对历史学来说意味着研究环境的改变。无论是开发数据库、分析工具、专业软件还是建设数字人文研究平台，都是在改变研究环境。数字人文的方法与理念，也需要与人文学科的课程体系结合，真正帮助学生实现能力提升。掌握数字分析工具的过程的确有困难，面对未来更多样化的史料形态，这对历史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点痛苦但必须跨过的门槛”。他还指出，在“新文科”建设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数字人文关系密切，但具体应该怎样做，仍需要学者们一起寻找答案。

在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论上，赵思渊指出做“中观”的研究时，所整理的数据可能已经包含了立场。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对于明清时期的史料，从非结构化的形态转换为结构化的形态，从描述性资料中提取数据，这本身就包含了研究者对史料的认知。除此之外，赵思渊还特别提到，史料数字化工作的根基仍然应当是史料学。在第一场讨论的点评中，赵思渊指出，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方法论，对于今后的历史学者来说，如微博、网络原生文本等都会成为史料，这和传统的史料形态有很大不同，但历史学家均要想办法进行处理。同时，历史学家也面对一个危机，即数字化的材料迭代、消散更快。如何保存数字原生文本，也是历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王涛表示，历史学者的研究收获与使用的工具有关，使用数字史学的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会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有所区别。但数字史学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具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无论是《历史学宣言》、年鉴学派、数字史学还是具体到量化方法层面提出的长时段研究，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除此之外，王涛认为无论是量化史学、数字史学还是“新文科”，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都不是全新的，早在上世纪，就已有学者比如鲁滨孙认识到要将其它学科的知识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一方面，我们要把数字史学当成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它当成“万能药”。历史研究需要“对症下药”，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展开。他指出，正如梁晨教授所讲得那样，要把宏观、微观、中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未来的历史研究才是更有说服力的。

梁晨则针对赵思渊提出的问题分享了个人的体会，例如跨学科研究开展时困难重重，成果如何认定、合作经费的支持等，都面对诸多限制；在和技术专家的合作中，大家理念上的冲突、对申请经费渠道认识上的不一致等等，也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新学科的发展方向都会有限制。但是，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学科总会发展，数字史学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就中国史而言，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史料都在被不断数字化。史料的样态已经发生改变，研究方法是很难不变化的，如果拒绝这种变化，反而可能影响自己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现在的生存环境，数字史学是必须要回应和关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培养下一代学者，就成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以南京大学为例，王涛在这个方面已有开拓性的工作。但这样的课程仅仅有一门显然是不够的，怎样建立一个培养体系，将不同学科纳入进来培养学生，将技术和史料的考定结合起来，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蒋杰副教授就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补充。在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本科已经开设数字历史方法论课程，研究生亦开设相关课程。他认为赵思渊提出的“数字人文究竟是方法还是学科”，不仅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件要做的事。他认为对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学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机遇。数字历史未来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方法，但也可能成为一个“门派”。除此之外，数字人文的研究工具，比如GIS、R语言\Python，历史学者究竟要不要学，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数据分析到底是自己做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做，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董建波副教授则认为，对于蒋杰提出的“要不要学”这个问题，他认为“学还是要学的”。对数据挖掘、文本结构化、史料量化等方面，如果不学，那么在阅读材料时，对哪些材料能用，哪些材料能挖掘就会无法感知。至于要学到什么程度，董建波认为能尽量学到什么程度，就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做计量分析要用到统计学，则要尽量达到统计学专业的水平，用ArcGIS，就要尽量达到地理学的专业水平。董建波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在研究完成之后，可以咨询专业领域的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检查，以纠正错误、获得建议。

空间与历史

第二单元的讨论围绕“空间与历史”这一主题展开。

首先，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霍仁龙副研究员，以《基于GIS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重建与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到，一提到丝绸之路，大家想到的通常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出境的交通网络体系。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个热潮，但是现在由于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归于沉寂。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GIS平台，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4个时间断面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体系，并量化分析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古代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

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他的研究中主要使用四种资料。其一是历史文献资料。许多官私文献中记录了交通节点、交通路线走向，以及交通节点之间距离的信息，如唐代《云南志》记载了从成都到云南大理每一站的里程数。但是这个里程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现在的研究还很不足。其二是当代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等的研究成果，比如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方国瑜、蓝勇、陆韧、郭声波、杨正泰等几位老师的研究，这些研究考证出了许多汉晋至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节点和路线走向。其三是实地调查资料。现在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交通路线具体走向的记载较为缺乏，所以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复原也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其四是当代交通路线和遥感影像数据，如全国基础地理数据、谷歌影像数据等。除此之外，研究中还用到DEM数据。在这些资料的收集与处理之上，霍仁龙的研究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四个时间段的交通路线网络体系。研究还分析了自然环境，如海拔高度、坡度等因素对西南山区交通的影响。此外，霍仁龙还研究了古代交通里程的问题，比较了不同时期文献资料记载的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偏差值，研究了影响这些偏差值的自然影响因素。

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余开亮助理研究员进行了题为《清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整合及地区分工模式的转变（1738-1820）》的报告。余开亮研究员介绍到，早在二十年前，学术界就有明清经济的“大分流”和“内卷化”论之争，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发展的增长还是无发展的增长。对于费惟恺教授所提出的广泛型、斯密型、库兹涅茨型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学术界已有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斯密型增长”。余开亮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在此之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明清“斯密型增长”何时达到极限；第二，在达到极限之后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表现。其中，“斯密型增长”的极限又可具体为市场扩展的极限，因此余开亮的研究通过分析市场扩张现象的过程，来研究“斯密型增长”的发展过程。

余开亮提到，目前关于市场研究的发展，学术界主要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开展，他的研究同样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中使用了“清代粮价资料库”和CHGIS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相对价格法研究市场整合问题，通过GIS空间统计分析研究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并通过地区差价研究贸易动力和套利空间。研究发现18世纪后半期市场分割程度越来越严重、粮价与空间自相关性降低、地区之间贸易套利空间减小等结论。

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的董建波副教授以《附寄人口与农家生计——1944年浙江新登县<户口清册>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董建波副教授及团队近年来在从事关于近代地权相关的研究。关于近代地权存在集中论、分散论、稳定论三种观点。董建波的团队通过对地籍册、地价册、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材料的比较，对浙江杭县和新登县农地产权进行研究，其结果支持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发现两地土地流转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董建波及其团队正在利用土地册记、地价登记、户地印图等，开展对更多地区地权配置、地权结构的计量分析。

董建波指出，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数量、结构与土地经营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附居和寄居人口。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到的文献资料包括人口资料《户口清册》，土地资料《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通过对人口、土地数据的比对，分析附居和寄居人口特征和人口整体特征，讨论附居和寄居人口中各类家庭所占比重，以及附居和人口农户家庭生计等问题。他在研究结论中提到，附寄习俗都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性”安排，对于附寄人口生存、附寄主户家庭生计，以及区域农村经济都具有积极作用。

在第二单元的点评环节中，董剑波副教授指出，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给出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交通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精确差异值、量化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使用不同截面的数据对同一区域长时段的交通线变化进行对比，其研究成果对于许多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霍仁龙则认为余开亮研究员的研究解决了一个经典的大问题，用量化方法呈现了怎样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达到“斯密型增长”的极限，以及达到极限之后有什么经济上的表现。研究中使用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对价格方法和地理学领域的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区域研究进行了结构，得出了具有创新性研究的结论。他进一步讨论到，在数字史学的研究中，要注意时间维度的运用，同时也应该将空间维度加入到研究中，以获得更有价值的结论。余开亮则认为，董建波的研究可以再注意基尼系数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其研究与传统地权分配研究的比较、以及阶层差异问题。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各位老师就数字化工作工作量、计算机代替人工建立数据库、OCR识别等问题进行了发言。

文本与历史

第三单元的主题为“文本与历史”。

在本单元中，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欧阳剑教授首先以《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与应用实践》为题进行了报告。欧阳剑教授回忆，他对于古籍的数字化研究始于2013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那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古籍的数字化其实已经进行多年，学者对于古籍的开发应用，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理解。他的报告分别从“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古籍基础数据建设”、“古籍应用平台建设”三个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欧阳剑首先介绍了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他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对人文数据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过去的古籍，侧重于“读”的一面，对古籍的“分析”是有限的。目前，在“读”的方面其实仍有可以发展之处，主要在于古籍全文检索、古籍存真阅读、古籍文献数的数据之间融合等。在此之上，则来到了数字人文的层次，侧重于文本化、数字化、知识化的研究。目前，古籍数字化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很多还集中在传统的阅读状态，知识较为分散。他自己的研究目标，就在于实现古籍数据多元化、整体化的研究对比与分析，用大数据的理念探索古籍文献研究方法，创建古籍分析工具及平台，并进行典籍知识化。在古籍基础数据建设方面，欧阳剑认为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之一，必须开发具有完整性、可计算性、重用性等重要特征的数据，以体现数字人文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差别。他强调，古籍的数据化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数字化，其后是文本化、数据化和知识化。在数据构建中，要考虑到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关系三个角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数据。他的研究，是从文本分析与挖掘、到古籍阅读、再到典籍知识图谱，慢慢放大，其核心在于古籍及其编纂者的数据，这些数据关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网络。除了在实践方面，欧阳剑也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进行数据复原并进行知识发现。目前，他的团队已经积累超过250万条古籍目录和22万条古籍信息。在古籍平台建设方面，欧阳剑及其团队主要关注“精读”和“泛读”的问题。他介绍到，平台建设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文学者古籍精度需要的同时，也辅助人文学者古籍泛读的要求。平台将图像、文本、数据和知识组织起来，支持古籍阅读、知识服务、量化分析、文本挖掘及分析需求。

随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朱军研究员开展了题为《观点挖掘与情感机器：由AI诗歌的AI分析谈起》的报告。朱军研究员介绍到，他的这项研究缘起于一次参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经历。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他发现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其中数字人文可能是人文学者们重要的研究突破口。他的研究，关注如何从“情感机器”走向诗性语言之思。

朱军指出，情感分析关注文章的观点，往往被作为一个“迷你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来理解，更加聚焦于限定范围，不需要“理解”句子或者篇章中的全部语义信息。而人工智能在学习诗歌语言时往往只需要理解到“属性级”或“句子级”，这也使得人工智能在“剪句”创作中游刃有余，而在“篇章级”的理解中能力较弱。此外，朱军对“情感机器”的维度和“心智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AI诗歌的技术进展进行了介绍。朱军认为，需要通过进一步开启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时的行为方式研究，使得人工智能在可能的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不断探索、熟悉、改进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打开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的拓展路径，才能促进学界对人类“知情意”的重新理解。

本单元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蒋杰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人以群分：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群体传记研究》。作为由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安克强教授团队所从事的“近代中国精英人物”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他的此项研究需要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开展一个群体人物的研究。具体而言，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的一些新工具、新方法，提取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年龄、晋升时间、派系、教育背景、籍贯等基本信息，然后展开分析，并由此给国民党的军事将领绘制一幅群体“画像”。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检测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第三单元的讨论环节中，由王贺副教授对三位老师的研究进行了点评。

圆桌讨论

在三个单元的报告结束后，会议进行了简短的圆桌讨论。主持人蒋杰副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题目已经纵然已经缩小到“数字历史”，并划分为三个专场，但即便如此，各位学者相互之间形成理解和对话还是存在困难，这可能需要大家更多参与学术会议和撰写文章，深入沟通，来突破学术壁垒。王涛教授认为除了理论上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更多开展研究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梁晨教授表示，目前无论是做实证还是理论研究，大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例如对霍仁龙副研究员所提到的将空间因素放在时间序列中成为动态研究，他自己亦深有体会，对蒋杰教授的研究也很有兴趣。赵思渊副教授也表达了对动态历史研究的期待。霍仁龙副研究员表示了对本次会议的感谢，他认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案例分享，都使自己收获颇丰，并表达了对进一步交流学习的期待。余开亮研究员表达了对会议的感谢，并既期待更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出现，也期待上海师大数字人文中心未来有更多研究突破。董建波副教授表示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欧阳剑教授表示，交流机会来之不易，令人意犹未尽，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大家有更多交流。朱军研究员对跨学的研究表示了期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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