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才女蔡文姬的人生谜团(中)
《胡笳十八拍》图卷(第十八拍)。南宋佚名
1959年,郭沫若编剧、朱琳(左)等演出的历史剧《蔡文姬》。
颐和园长廊彩画中描绘的蔡文姬归汉后拜谒父亲墓。
蔡文姬的作品有《悲愤诗》(五言古体和骚体二首)、《胡笳十八拍》,共三篇。这三篇都存在真伪争议,特别是《胡笳十八拍》明显不是蔡文姬作品,而《悲愤诗》二首是同一个主题、同质的内容,只是体裁不同,一个人还不至于这样无聊地重复创作。
壹
《悲愤诗》是否蔡文姬所作?
第一个跳出来质疑《悲愤诗》二首的是苏轼,他在《题<蔡琰传>》中写道:“今日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颇类似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涵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必在父死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晔荒浅,遂载之本传,可以一笑也。”
总体而言,对这两首诗疑点有:一是《悲愤诗》不似东汉诗歌风格;二是蔡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而诗歌中“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长驱西入关”等控诉的是董卓的羌兵掳掠;三是蔡邕备受董卓赏识,蔡文姬应该是在董卓和蔡邕都死了之后,才沦落在匈奴部落中的,但诗歌中“家既迎兮当归宁”(家人来迎我啊我当回家探父母)、“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等,明显她被掳走时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既然还有一个姐妹一个幼弟,怎么能说“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家人和内外亲戚都死绝了);四是骚体诗中“历险阻兮之羌蛮”与蔡文姬被南匈奴掳走的事实不合,而且诗歌中描述的地理环境,如“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与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今山西南部临汾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等都对《蔡琰传》收录的两首《悲愤诗》表示过怀疑,虽然历史学家谭其骧对郭沫若等人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但还是缺乏力度。郭、谭争论最大的两个焦点问题,一是蔡文姬被掳走的年代,即是在蔡邕死之前还是死之后;二是诗歌中描述的地理环境是否与南匈奴所居地符合。
对此,谭其骧和古典文学家余冠英为了自圆其说,把蔡文姬被掳走的事件描述得极其曲折,他们认为蔡文姬是在东汉初平三年(192年),蔡邕死之前,在原籍陈留圉县就被董卓部将李傕等部众中的胡骑所掳获。不同的是,余冠英认为蔡文姬被李傕等掳走后,到了兴平二年(195年),南匈奴左贤王打败李傕后,又落入了南匈奴部落,这样就符合《后汉书》的记载;而谭其骧认为,蔡文姬在192年被掳走后,并无到兴平中又被南匈奴部众掳获的事,她被掳之后,就马上北行进入了羌蛮区域,即今陕北高原,再向北到南匈奴故地美稷,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这样一来诗中描述的地理环境就与南匈奴故地相符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南匈奴早就内迁,他们居住地明显应该是河东平阳一带,而不是在南庭故地。谭其骧先说,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内蒙古故地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述的就正相符合。但《后汉书》记载的是蔡文姬没入南匈奴左贤王(也作右贤王),南匈奴左贤王就在河东平阳。谭其骧在后来证明《胡笳十八拍》是伪作时,又指出郭沫若的《蔡文姬》剧本最成问题的,是将单于和右贤王安排在南庭故地,这时右贤王侍卫天子东还许都,然后归国,回到了原出发地河东,不可能是南庭。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贰
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可能性很小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悲愤诗》的真伪问题,论及《胡笳十八拍》作者是否为蔡文姬时,郭沫若和谭其骧两人的观点来了个对调。
以郭沫若为首,“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肯定派有高亨、萧涤非、胡念贻、熊德基、张德钧等文史专家,否定派则有谭其骧、刘大杰、刘开扬、李鼎文、王达津、王运熙、刘盼遂、胡国瑞等专家。后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把争论的文章集结成《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虽然“作品的真伪问题应该解决”,但最终还是没有定论。到现在,一般认为《胡笳十八拍》是民间创作,经过历代文人修改的作品,反正是蔡文姬原创的可能性非常小。
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所述“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胡汉和平的关系。他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够相当深切体会蔡文姬心情、感情炽烈而逼真的动人好诗,但它应是出于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所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作者之手,是一篇拟作。
其他反对《胡笳十八拍》作者是蔡文姬的观点,概括有:一是自魏晋到隋唐,五百年间,《胡笳十八拍》这样优秀的作品却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如果蔡文姬真的写了这篇独具一格的长篇叙事诗(长达1297字),为何《后汉书·蔡琰传》不提,《昭明文选》《玉台新咏》不选,《晋书》《宋书》乐志不载,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不品不评。记叙建安年间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就被《玉台新咏》收录,同样被收录的还有《木兰辞》,大概《胡笳十八拍》与《木兰辞》(都是被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成稿类似。
二是诗中描述的地理环境与蔡文姬沦落南匈奴地域不符。南匈奴内迁居河东平阳一带,和陇水、长城相去两千余里,不可能出现“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这样的内容。另外,南匈奴居住的河东平阳一带,汉代时农业已很发达,而诗中“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的生活习性与“疾风千里兮扬尘沙”的气象环境,完全是塞外风光。
三是“羯”族名是到了晋代才有,汉魏时代不可能出现,也没有作为族名出现过,但诗中出现了“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另外诗中对胡人的称呼不一,民族关系混乱,既有“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又有“羌胡蹈舞兮共讴歌”,羯与羌并非一族。而且诗歌中胡人与汉王朝战争不断,这种敌对关系不符合汉末事实,倒是很符合两晋南北朝时代。所以说《胡笳十八拍》甚至“文姬归汉”的故事,都是五胡乱夏、南北对峙的时代产物,像郭沫若写“文姬归汉”也是为了“替曹操翻案”,别有所指。
四是《胡笳十八拍》与汉魏诗歌风格体裁不相符,而且汉魏的诗人不可能引用六朝的诗句。如第六拍“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语言尚显古朴,再看第十拍“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声律铿锵协调,对仗极其工整,都是七字句,但与汉魏的七言古体差别太明显了,这完全是齐梁体乃至七律唐诗的句法。此外,诗歌中还出现了袭用六朝成句的情况。如“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借用了北朝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呜咽”;“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完全搬用了六朝人创作的《李陵答苏武书》中的“但闻悲风……边声四起”;“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一句与《李陵答苏武书》中李陵为自己未能死节的辩解类似,“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然陵不死,有所为也”,“心有以”和“有所为”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
《胡笳十八拍》到底是何人所作,不得而知,曾经还有说法认为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琴师董庭兰,就是高适赞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个董大,这一说法在史学界、文学界和音乐界也引起过激烈争论。是不是董大也没有定论,但是蔡文姬所作的可能性极小。它应是和《木兰辞》一样,来自民间,在流传中不断被人加工、整理而成,是时代的产物和文化的沉淀。 封面新闻记者文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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