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用鸭赚568元”罚40万，“罚之有据”也需兼顾情理
■观察家
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不应成为对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轻微违法者的必要选项。
最近，一则“一字十万”的处罚个案，引发围观：海南一养殖户卖海鸭赚568元，因标称“国宴用鸭”被罚40万元。辛苦赚点零花钱，却被处以天价罚款，如此对比强烈，自然会引人质疑。
行政法上有比例原则，行政处罚也要遵循过罚相当，小过重罚、大过轻罚、畸轻畸重都有违执法公正。而其他影响性个案中常有的情法冲突、法理矛盾等，在该案里也未发现。但只要完整阅读本案相关的报道，就不难看出，在事实层面，目前舆论场上所展现的，和执法部门认定的，尚有差距。
据《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告知书》，被处罚的合作社于2020年2月开通淘宝店铺“国宴用鸭笑康牌飞海鸭”，至同年10月销售了58只海鸭，销售金额为8691元，获利568.4元。但因其线下销售未进行台账登记，相关金额无法计算。
显然，40万元处罚针对的并不仅是线上销售与获利。而其“国宴用鸭”字样也被认定有违《广告法》。而这种违法既可追溯至线上，也可溯源至线下。执罚者称，依《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拟处罚幅度为2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其处罚40万元也在自由裁量范围内。
但“罚之有据”，并不意味着这一幅度的处罚就是必要的。让违法者倾家荡产，这不应成为对一个初犯者、尤其是不知情不知法的轻微违法者的必要选项。从听证会上养殖户提供的信息来看，是有从轻理由的。当然，是否成立，则需经法定程序认定。
我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处罚与服务、教育本不可分。《广告法》的执法单位应是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本案的却是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推行这种相对集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那些原属各职能部门的执法权，通过某种“转授”方式，集中到当地城管部门来统一行使。这种“转授”是否合乎法理且不讨论，但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处罚职能、教育职能与服务职能的分离。甚至行政权应有的教育和服务职能也因此莫名消失了。而此一综合执法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就看服务能否相对集中统一行使且运转良好。
仍以“国宴用鸭案”为例，因疫情影响，当地鼓励养殖户线上推广滞销的农林牧渔产品，这是好事。但多数养殖户并不熟悉《广告法》，平时接触也少。若能相应组织学习并在执法时发现初犯能及时提醒，并践行“轻微违法初犯不处罚”，或能更好达到执法目的，相对集中的为民服务、为市场主体服务才能增加群众对执法部门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观察“国宴用鸭案”，其在执罚尺度上，既不像一些人渲染得那么糟糕，也不像执法者所公开的那样全无问题。关键在于，这一天价处罚能不能经受过罚相当与必要性的考量。
□王琳（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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