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单纯的侦破类解谜书，大家更青睐具有历史文化元素的解谜书，这类书将历史档案、解谜游戏、文艺创作巧妙融为一体，让人们在阅读解谜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解密文
故宫解谜书《谜宫》系列第二部《谜宫·金榜题名》
购买解谜书的同时，化身侦探的玩家将获得许多充满谜团的证物及新奇的线索道具。□ 本报记者 齐静
2020年12月5日，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授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盒中闪电联合推出的解谜书《问秦》开启众筹活动。作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首款解谜书，《问秦》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秦文化爱好者。该书目标众筹额为5万元，但众筹开启后，仅8秒钟便完成目标众筹额，随后更是在开售1小时突破30万元、6小时突破40万元。截至1月12日，《问秦》已累计获得135万余元众筹额，完成率达到2701.13%。
“不同于传统的书籍，解谜书需要你利用随书携带的多种附件，一边阅读一边把书中的谜题解开，这带来更大的互动性、更强的沉浸感。”作为解谜书的忠实粉丝，青岛大学2019级研究生黄晓宇也参加了《问秦》的众筹活动。他说，相较于单纯的侦破类解谜书，大家更青睐具有历史文化元素的解谜书，这类书将历史档案、解谜游戏、文艺创作巧妙融为一体，让人们在阅读解谜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解谜书的“前世今生”
简单地说，解谜书是以书为实体，根据书中情节与附属的线索配件不断解谜推理进而寻找结局的创意出版产品。说起解谜书的起源，不得不提颇受欢迎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以推理方式解开故事谜题，解谜性、逻辑性和出人意料的结局是其根本的艺术追求。1841年5月，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发表短篇小说《莫格街血案》，标志着以解谜性为核心价值的推理小说出现。随后，活跃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出极具个性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形象，闻名于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推理小说异军突起，相继出现“本格派”“变格派”与“社会派”推理小说。在各类推理小说中，“本格派”推理小说最受读者欢迎，因为其尽可能地让读者和故事主角站在一个平面上，拥有相同数量线索，让大家在阅读推理中获得乐趣。
“实际上，解谜书的文稿部分就是一个微型的‘本格派’推理小说，读者可以跟随故事主角一起抽丝剥茧，对其中出现的任务线索加以分析。”黄晓宇认为，解谜书的出现与推理小说的流行密切相关，但它比推理小说更具代入感。“除了悬疑剧情，解谜书还在形式上进行了创新，读者通常需要动手操作才能解开谜题，这让推理从单纯的‘头脑风暴’变为‘手脑并用’。”
20世纪60年代，为进行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文学实验”，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出版《作品第一号》。该书没有标注页码，也没有装订，而是放在一个套盒里进行售卖。每页的故事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又成为完整的一部书，就像扑克牌一样，每洗一次，便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故事，给人“一本书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全新阅读感受。这种将书本身做成谜题、鼓励读者动手操作的阅读方式，给解谜书的创作者带来启发。此后，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萨塔尔、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等也推出过类似作品，但因其文学意义高于市场价值，并未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在解谜书粉丝心中，美国著名编剧J.J.艾布拉姆斯与美国作家道格·道斯特联合推出的《忒修斯之船》（别名《S.》）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内页特制为微微泛黄、布满咖啡渍和霉斑的样子，因为故事中的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被人多次借阅过的旧书。书中还携带23个附件，包括报纸、照片、地址被涂黑的明信片、罗盘，甚至还有一张写满了字的餐巾纸……这些附件在质地上保持着接近原物的真实性，而读者只有灵活使用它们才能读懂书中内容。”说起这部“神作”，黄晓宇依然啧啧称奇。
从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出发，《忒修斯之船》将解谜书的形式创新提升到新高度。它的装帧、设计完全根据故事要求定制，并通过设置“机关”让读者使用道具进行阅读，这在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正因如此，《忒修斯之船》备受追捧。该书于2013年10月在美国发售，首印20万册在两周内销售一空。2016年6月，中信出版社推出了《忒修斯之船》简体中文版，两天销售了2.5万册。
“《忒修斯之船》不仅为解谜书提供了一种基本模式，同时也让出版界看到了解谜书的市场价值。”长期关注解谜书出版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顾光杰说，从2017年开始，越来越多出版社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历史文化类、航空类、惊悚类等多种解谜书。
开启文创新思路
近些年，不少文博机构联合出版社、游戏公司推出自己的解谜书，顾光杰认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在很多人心中，解谜书有低龄化、娱乐化倾向，无法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推出的解谜书，却证明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2018年底，故宫出版社联手奥秘之家发布首款互动解谜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该书由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策划，主创团队包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洪琪、奥秘之家创始人徐奥林、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慧婷等。书中故事发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故宫，宫廷画师周本无意间发现了另一位画师遗作《如意琳琅图籍》，并由此开启了探寻琳琅宝藏的坎坷离奇之旅。
“《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开启网络众筹后，得到了巨大支持，仅用10小时就筹到100万元，最终的众筹金额更高达2020万元，当年销售了12.2万册。”顾光杰分析，《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能够获得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故宫”这个文化IP的影响力，一方面得益于出品方对书籍精益求精的匠心态度，但最重要的还是将历史文化元素与阅读解谜较好地融合在一起。
为了还原古籍的韵味，《谜宫·如意琳琅图籍》采用四孔线装书的仿古工艺。这种工艺无法由机器完成，每一本书都由工匠亲手用线封装，再用绢布精心包裹书角。此外，随书还有18件藏有玄机的附件，包括毛笔、抄经帖、洒金信笺、紫禁城全图、宝泉局乾隆通宝等。“最令人称绝的是，书中30多个环环相扣的谜题任务，巧妙融入了有关故宫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屋脊兽的象征意义、文官服和武官服的区别等。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仅能体验中国风解谜游戏的乐趣，还能收获大量历史文化知识。”拿到《谜宫·如意琳琅图籍》不久，黄晓宇就深深被这本书迷住了。
故宫博物院与解谜书首次相遇，便碰撞出如此闪耀的火花，这让不少文博机构看到了“让历史文化活起来”的新方式。2019年2月，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首款解谜书《古董局中局：无尽藏》，该书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文物《溪山无尽图》的流传经过为基础，结合其他馆藏珍贵文物、老西安风土人情等，讲述了一个舍身护宝的精彩故事。同年12月，故宫出版社推出第二本解谜书《谜宫·金榜题名》，所用素材仍源自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老照片和历史文献。2020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推出了首部解谜书《博乐·元宵行乐》，围绕国博馆藏文物《明宪宗元宵行乐图》，掀开历史尘封的一角，窥见繁华背后帝王内心不为人知的隐秘。
不少文博界人士表示，随着“文博热”的出现，公众喜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历史文化知识，与胶带、美妆等传统文创网红产品相比，互动解谜书已经成为文创领域的“黑马”级选手。
开发涉及多方
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文博解谜书本应获得更快发展，但却因多种原因无法推开。“开发文博解谜书涉及内容版权方、博物馆、出版社、游戏公司等多个行业领域，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不可能推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顾光杰说。
从目前解谜书的创作团队组成可以看出，一方为内容方，主要提供IP或是版权，另一方是设计方，主要为内容增加游戏环节，还有就是为保证在某一领域或知识层面的专业性而设置的专家团队。以正在众筹的《问秦》为例，该书背后汇集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盒中闪电三家公司或机构，代表的是博物馆、出版社以及原创游戏研发公司三个领域。这相当于术业有专攻，有内容的不一定会设计，会设计的不一定有内容，因此需要分工配合。
想做出水准线以上的文博解谜书，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世界，让读者产生隔空的历史共振感，这就对文博机构等内容方提出较高要求。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所说，《谜宫》系列解谜书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不仅是文化创意加创新融合，更是《谜宫》背后的这座紫禁城所承载的厚重文化。活用这些历史文化宝藏，才能吸引人们走进文博解谜书。
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广振也认为，作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文博机构有责任去梳理、挖掘文物隐藏的价值。“文博解谜书遇到的发展瓶颈，也是文创产业发展困局的一个缩影。开发文创产品，首先要摸清家底，其次是提炼总结文化形象，最后是将其转化为文化体验产品。有些地方不了解自己可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后面的文创就无从谈起。”
除内容吸引人，解谜书还要通过灵活多样的设计增强互动性、趣味性，这就离不开游戏公司的参与。“国内有奥秘之家、盒中闪电等游戏公司参与文博解谜书创作，但对于快速增长的解谜书市场，这些还远远不够。”顾光杰说，解谜书创作设计需要高度专注，且周期较长，一家公司很难同时设计多本解谜书，这使得面世的文博解谜书数量更加有限。
对文博解谜书面临的发展问题，王广振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搭建解谜书创作平台，畅通内容创作方、出版社、游戏公司的沟通渠道；尽快培养既懂得历史文化知识又擅长游戏设计的人才。“文创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平台和人才，文博解谜书要想壮大发展，同样需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王广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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