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与汉中
杨建民《辞海》是我国现代学者编纂的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辞典。这部巨书的问世，与我们汉中的人与物颇有联系。
《辞海》的编纂，设想是很早的。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不长时间，书局就集数十人之功，历时六年，编纂出版了一部《中华大字典》。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编纂完成此字典后，编者们便希望乘此东风，编纂一部更大规模的词典。此事可见1936年版《辞海》刊载的《编印缘起》，“民国四年秋，《中华大字典》既杀青，主编者徐鹤仙先生元诰欲续编大辞典，时范静生先生源廉长编辑所，亟赞成之，遂商讨体例，从事进行，定名曰《辞海》。”这份“缘起”的作者，便是出生于今汉中市汉台区、中华书局创办人、时任书局总经理的陆费逵先生。
虽然从《中华大字典》之后，《辞海》便开始了编纂，但由于这项工程，费时耗资巨大，作为一家私营书局，一时也难以承受。故此，《辞海》的编写，时作时辍，进行甚缓。一直到1928年，陆费逵聘请到中华书局后来的重要人物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这项工作才得以全面继续。舒新城出任主编，发现诸多问题。用陆费逵的话说，“新城觉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几经考虑，他们才定下收辞范围标准：一、旧籍中恒见之词类；二、历史上重要之名物制度；三、流行较广之新辞；四、广行文时习用之成语典故；五、社会上农工商各业之重要用语；六、行文时常用之古今地名；七、最重要之名人名著；八、科学文艺上习见习用之术语等……但是，虽规范了内容，可做起来并不容易，“然旧辞有从前之字书类书可依据，新辞则搜集异常困难。曾嘱同人遍读新书新报，开始时收获尚多，后来则增益甚少，尝有竟日难得一二辞者。……先后从事者凡百数十人……亘时二十年之久，亦可谓艰巨之业矣。”
一部书的编纂，参与人员“凡百数十人”，费时“二十年之久”，真可谓“艰巨之业”。不仅如此，因为日本的节节紧逼，国内时局并不稳定。到了1935年，中华书局鉴于现实，决定立即发稿，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于1936年出版《辞海》上册，第二年出版下册。这部巨著发排前夕，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为书名题字颇为费心。这么一部书，当然应有压得住阵脚的题字。陆费逵奔走于上海多位书法名家之门，并获得不少法书妙笔。可这些“墨宝”摆了出来，抉择取舍却并不容易，一方面，见仁见智，谁家可用不容易定夺；再一方面，用谁不用谁的字，还有很要紧的“情面”在其中。无奈之下，陆费逵将此事交给参与《辞海》编纂的邹梦禅选择。思来想去，他们最终采取了一个最为妥善的“以古为师”之法。从中国古代著名古碑中去选择，现代人当然无话可说。
古代著名书碑如此之多，名作名碑各有千秋。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从汉中褒谷口的“石门颂”摩崖中取字作为封面题字；刻于东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立于河南省桐柏县淮源庙的《桐柏庙碑》中取字为书脊题字。这样才将在一部大书上留名的事情定了下来。虽然《石门颂》摩崖文字绝对无愧《辞海》，可想来，最终定夺者陆费逵，对自己出生地的这方国宝，一定也是情有独钟加十分自豪吧？
从《石门颂》中选出“辞海”二字后，由邹梦禅“双钩向拓”。做出来后，人人都觉着“精神”，“足符”这么一部大书。后来邹梦禅回忆这件事时还说：“这方法确是最折衷又适当不过的了。”
《辞海》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按照纸张、开本等次，《辞海》分印了甲种、乙种、丙种、丁种等多个品类，供各个阶层人选购。仅1949年以前，各种版本行销在100万部以上。今天我们大家手头的《辞海》，便是在先前老版本基础上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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