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与汉中
杨建民《辞海》是我国现代学者编纂的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大辞典。这部巨书的问世,与我们汉中的人与物颇有联系。
《辞海》的编纂,设想是很早的。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不长时间,书局就集数十人之功,历时六年,编纂出版了一部《中华大字典》。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编纂完成此字典后,编者们便希望乘此东风,编纂一部更大规模的词典。此事可见1936年版《辞海》刊载的《编印缘起》,“民国四年秋,《中华大字典》既杀青,主编者徐鹤仙先生元诰欲续编大辞典,时范静生先生源廉长编辑所,亟赞成之,遂商讨体例,从事进行,定名曰《辞海》。”这份“缘起”的作者,便是出生于今汉中市汉台区、中华书局创办人、时任书局总经理的陆费逵先生。
虽然从《中华大字典》之后,《辞海》便开始了编纂,但由于这项工程,费时耗资巨大,作为一家私营书局,一时也难以承受。故此,《辞海》的编写,时作时辍,进行甚缓。一直到1928年,陆费逵聘请到中华书局后来的重要人物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这项工作才得以全面继续。舒新城出任主编,发现诸多问题。用陆费逵的话说,“新城觉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乃变更方针,删旧增新。”几经考虑,他们才定下收辞范围标准:一、旧籍中恒见之词类;二、历史上重要之名物制度;三、流行较广之新辞;四、广行文时习用之成语典故;五、社会上农工商各业之重要用语;六、行文时常用之古今地名;七、最重要之名人名著;八、科学文艺上习见习用之术语等……但是,虽规范了内容,可做起来并不容易,“然旧辞有从前之字书类书可依据,新辞则搜集异常困难。曾嘱同人遍读新书新报,开始时收获尚多,后来则增益甚少,尝有竟日难得一二辞者。……先后从事者凡百数十人……亘时二十年之久,亦可谓艰巨之业矣。”
一部书的编纂,参与人员“凡百数十人”,费时“二十年之久”,真可谓“艰巨之业”。不仅如此,因为日本的节节紧逼,国内时局并不稳定。到了1935年,中华书局鉴于现实,决定立即发稿,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于1936年出版《辞海》上册,第二年出版下册。这部巨著发排前夕,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为书名题字颇为费心。这么一部书,当然应有压得住阵脚的题字。陆费逵奔走于上海多位书法名家之门,并获得不少法书妙笔。可这些“墨宝”摆了出来,抉择取舍却并不容易,一方面,见仁见智,谁家可用不容易定夺;再一方面,用谁不用谁的字,还有很要紧的“情面”在其中。无奈之下,陆费逵将此事交给参与《辞海》编纂的邹梦禅选择。思来想去,他们最终采取了一个最为妥善的“以古为师”之法。从中国古代著名古碑中去选择,现代人当然无话可说。
古代著名书碑如此之多,名作名碑各有千秋。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从汉中褒谷口的“石门颂”摩崖中取字作为封面题字;刻于东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立于河南省桐柏县淮源庙的《桐柏庙碑》中取字为书脊题字。这样才将在一部大书上留名的事情定了下来。虽然《石门颂》摩崖文字绝对无愧《辞海》,可想来,最终定夺者陆费逵,对自己出生地的这方国宝,一定也是情有独钟加十分自豪吧?
从《石门颂》中选出“辞海”二字后,由邹梦禅“双钩向拓”。做出来后,人人都觉着“精神”,“足符”这么一部大书。后来邹梦禅回忆这件事时还说:“这方法确是最折衷又适当不过的了。”
《辞海》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按照纸张、开本等次,《辞海》分印了甲种、乙种、丙种、丁种等多个品类,供各个阶层人选购。仅1949年以前,各种版本行销在100万部以上。今天我们大家手头的《辞海》,便是在先前老版本基础上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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