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胜利了
□余华
在我的心目中,重症医师就是救生员,在死亡威胁下救出生命。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你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汉和湖北各地,你们与其他科室的同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刹车。
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之后,我开始去想文学与医学的关系。
首先想到的是不少作家学过医,外国的有英国诗人济慈,有写下了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有大家熟悉的契诃夫,还有苏联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中国的作家当数鲁迅。很惭愧,我也学过医,但我只是一个“赤脚医生”。
我做过5年的牙医。中国过去的牙医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伞下给人拔牙的,旁边是修鞋的、理发的、打铁的小生意人。我1978年做牙医的时候已经告别油布雨伞,是在正规的医院里,当时叫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现在叫海盐县口腔医院。当时,来我们医院的大多是农民,农民把我们医院叫作“牙齿店”。
去年我父亲三次进入重症病房,第一次在杭州的医院,第二次在海盐的医院,第三次在上海瑞金医院。正是在瑞金医院的3个多月里,让我对重症医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从英国回来,赶回海盐时,我们家里已经在为我父亲准备后事了。我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读到“奄奄一息”,我父亲来到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可当时瞿洪平教授对我们说:“还有胜算。”
我相信瞿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堆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然后通过精准的治疗和护理,让这个微弱的积极信号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重症医师的敏锐和积极的态度。重症医师面对的病人虽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却都是危重的病人。我觉得,敏锐是医术,积极是医德,也是人生态度。对于医师,尤其是重症医师,对待病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超的医术同样重要。
我父亲10多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开始困难,后来因为脑膜瘤的压迫,走路更加困难。去年他在杭州做了脑膜瘤手术,88岁的年纪,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时间,后来又在瑞金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3个多月。去年10月底从瑞金医院出院后的几个月,他的心肺功能完全康复了,可以用助步器走路,最近还开始尝试用拐杖走路。
然而,突然又来了白内障。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的视力仅为0.3,连《新闻联播》也看不清了。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新闻联播》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以前就脾气不好,最近更是经常发火。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看不清电视就听听广播吧。他说不行,还是要去做白内障手术。
刚好瞿教授打电话来,我顺便向他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瞿教授在电话里说,老人的脏器功能恢复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自然会提高。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医师对于人的理解。
我记得去年在瑞金医院的时候,我父亲肺部的炎症被控制住了,但身上还插着3根管子,包括气切套管、鼻饲管和导尿管。瞿教授对我们说,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拔掉这3根管子,要让老人活得有质量。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
瞿教授告诉我,在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最年长的病愈出院者有103岁。当我重新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的“青春胜利了”这句话的时候,“生命胜利了”这几个字突然跳了出来。
是你们,重症医师们,还有在重症病房里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护士们,让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让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命,胜利了!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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