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逝世外交部表示，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
傅高义。资料图片/翟超 摄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当地时间20日在美国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0岁。
新京报讯北京时间1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前主任傅高义逝世，享年90岁。在12月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对傅高义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傅高义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
昨日上午，日本《朝日新闻》最先报道称，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0岁。《朝日新闻》还称，傅高义在医院接受手术后，没有留下遗言便突然逝世。
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戴维斯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戴维斯称，“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不幸离世”。
在此次住院之前，傅高义教授仍在工作。新京报记者曾于12月12日与傅高义取得了联系，他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前往医院，或许可以在2021年1月的某个时候再接受采访。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布的推文称：1973年至1995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外交部：傅高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傅高义逝世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布数条推特，哀悼傅高义。
崔天凯说：“知道傅高义逝世的消息后，我很悲痛。他是一名杰出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中美人民友谊和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针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对学术领域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相信他的思想始终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在12月21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汪文斌说。
此前，在12月1日晚间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傅高义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人物
一生致力于东亚研究精通中日两国事务
作为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等著作。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50年，傅高义从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毕业。在美国陆军服役2年后，傅高义考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攻读社会学，并于1958年获得博士学位。
即将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傅高义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规划，要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如果你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1958年，傅高义偕同妻儿前往日本，研究日本中产阶级和家庭，最终于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成为日本民众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这也让傅高义声名鹊起。
1961年，傅高义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选中”，成为哈佛大学博士后，专门研究中文和中国历史。1963年，傅高义前往香港，由于条件限制，他以广州为例对中国进行了研究。通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傅高义于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73年，傅高义开始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被视为费正清的“继任人”。
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投入了《邓小平时代》的撰写生涯中，直至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一书才撰写完成，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对话
傅高义著作《日本第一》序言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
谦虚是傅高义的灵魂
昨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专访傅高义著作《日本第一》序言译者、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他表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傅高义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听到傅高义逝世的消息，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沈丁立：就我个人而言，感觉十分突然，因为好像最近还看到他活跃在媒体和讲座中，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十分悲痛，世界再无傅高义。
新京报：在为《日本第一》序言进行翻译的时候，你是否与傅高义见过面？你觉得，傅高义是个怎样的人？
沈丁立：其实翻译《日本第一》序言时，我与傅高义主要通过邮件沟通。不过，我跟傅高义是老朋友，见过多次，他邀请我为该书翻译序言。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吹嘘美国取得的成就，他会虚心了解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就，也会承认他们的优点。
除此之外，傅高义非常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流中美或者中日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傅高义经常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十分符合他希望中美加强合作的观点。现在说起来，我都能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已经浮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
新京报：傅高义曾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提到，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扩大和平互动，中日之间和平共处、中国和日本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你认为，中日应该如何加强交流？
沈丁立：目前来看，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仍需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不管与哪个国家交往，我们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从傅高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与各国交往中应该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中美关系根本没有达到傅高义的预期。傅高义大多数观点的灵魂就是“谦虚”，各个国家积极展开交流，但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呈“自由落体式下降”。
整体而言，中美问题只是一个缩影，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傲慢地认为其他国家都不如美国，但美国应该要学会“借鉴”，就算无法全部学习，起码也要对一些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傅高义的个人成就？
沈丁立：首先，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所做的研究横跨中日和中美，作为一名美国人，傅高义不仅是个“中国通”，还是个“日本通”。其次，傅高义对于事物的观察比较客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就觉得美国一切都好。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傅高义取得的成就是最为显著的，他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加强合作，减少冲突，他也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1993年至1995年，傅高义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把自己的研究“学以致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高义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立场，即通过合作的方式，使各国和平相处。
新京报记者钱雅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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