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文艺创作呼唤浪漫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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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冰毋庸置疑，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既是一个村落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截至2020年12月12日，新冠病毒已致全球7000多万人感染。在某种意义上，防疫、抗疫已成人类工作的一部分，出门佩戴口罩、保持公共场合社交距离亦成人类生活常态。在后疫情时代，与防疫、抗疫有关的文艺抑或书写此间人类生活的文艺（诗歌、散文、小说、非虚构文学、时评、专业理论评论、微电影、短视频、电影、电视剧等），立足有益于大众身心健康、国家发展进步及人类团结协作的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创作呼唤浪漫现实主义。
浪漫现实主义自有中华文化基因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世界文艺发展史上两大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
诚然，中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艺传统乃是在近代西方文艺思潮涌入后方得以系统确立、发展的，但中华古典哲学、文学的土壤则早已孕育其文化基因。老子《道德经》、庄子《逍遥游》及屈原所著《离骚》等以主观心灵诗学对一种无比自由的人格精神状态的描述，使其臻于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历经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争连绵后的孔子所修《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所编《论语》及后继者孟子所著《孟子》等，则以积极入世和关怀现实的思想对国计民生给予忧思与同情，而这也促成孔孟等儒家哲学经典对中华民族性格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力渗透和影响。儒、道间的抵牾融合与盈虚消长，以既矛盾复杂又新奇微妙的文化张力铸就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国风格，而此对后世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形成、发展又具根本的影响。事实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互衬在中国唐代诗歌中已具雏形，并见出浪漫现实主义新颖创作之法的崇高感和艺术美。中国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历久弥新
鲁迅1908年发表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可谓最早对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引入：对富于反抗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垂范，对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彰显了浪漫主义的战斗勇气、反抗精神。茅盾1920年发表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则可看作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较为系统的介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论。之后鲁迅的《呐喊》《彷徨》与茅盾的《子夜》《春蚕》等则以寓言戏仿或史诗书写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敬意；而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野祭》则以“有情的写实”或“写实”与“浪漫”的交融进行了于现实主义的基底上植入浪漫主义抒写的尝试。
无疑，中国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真正确立虽是西方文艺思潮滋养的结果，但在精神内涵与美学思维上则更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核和审美逻辑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样式探索、风格创新的优秀浪漫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更是纷纷涌现，历久弥新。呼唤浪漫现实主义文艺的当代书写
中国浪漫现实主义创作成功的当代实践（如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已再次证明：浪漫现实主义传统创作方法在促进文艺样式类型探索，增强文艺语言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创新文艺美学风格，平衡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而实现文艺的现实启迪性和娱乐观赏性的有机融合，乃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等向度上都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题材开拓、思想呈现、现实观照、语言修辞、美学风格等诸方面恰是当下中国文艺作品的软肋，故亟须浪漫现实主义传统的当代呈现来浸润滋养继而发扬光大。
无疑，我国当下文艺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毋庸讳言，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平庸之作。一些与疫情有关的文艺创作可谓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不负责任的，甚而是偏执的、劣质的。深究其因，缺少关注现实的美学精神和思考生活的浪漫想象，进而使文艺成为极端正确的“观念的传声筒”“一次性舞台作品”，或缺少家国情怀，进而使自我创作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咏叹调”。鉴此，我们呼唤中国当代文艺基于浪漫现实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就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将审美眼光投向现实世界和大众生活，用现实主义精神去关注内外世界，深入思考当前防疫、抗疫与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复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继而思考历经疫情，今后应总结的经验教训及国计民生中需要加以升级、完善的问题，以及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问题等，并从中发掘正能量的题材和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进而刻画出现实典型性和艺术感染力兼具的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忘我的人民子弟兵、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关心民众疾苦的国家公仆、勇于与灾难抗争的平凡英雄、深明大义的普通百姓等）；同时在语言修辞、结构形式的艺术表达力和创新性上不断突破，从而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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