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
上期提要:珠海建市之前,经济落后,城市的体量小,人口少,产业结构单一,被人们称为“小渔村”。整个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干部职工的生活没有保障,靠政府补贴发放工资。
守卫茂盛围河的部队战士说:“何止是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更严重。茂盛围河的水全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势不良,徒长叶子,果实不饱满。”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污染,珠海人不但没有抗议,也没有吓跑,而是选择了匪夷所思的态度:扑向垃圾山!
为什么?因为用贫穷和饥饿的眼光看过去,珠海人看不见垃圾山的恐怖和威胁,而看到的是一座“宝库’,是一条难得的“生财之道”。
于是垃圾山上,滚滚黑烟中,常常是如同苍蝇般的人群,伏身其间,拼命地在捡拾着各种废品。
他们要用废品换钱。
更有甚者,当时的珠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环境卫生处”。只是这个“环境卫生处’并不负责环境卫生,而是专门负责捡拾处理澳门人的垃圾,因此又被人称为“捡破烂公司”。环境卫生处拾回的破烂,一部分再度利用做肥料,另一部分如旧电视机、旧布料等,则分门别类整理出售,以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到后来,捡垃圾的队伍壮大起来,也用装备武装起来,每天浩浩荡荡,派出船只直接到澳门接运垃圾,每日数量高达二百至三百吨。而运回的垃圾,可做肥料的不多,可换成钱的也有限,更多的是些塑料,金属边料、碎玻璃、车辆残骸等,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现婴儿的尸体……
不能利用的这部分垃圾,堆积在珠海境内,持续产生着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至香洲、唐家,到处堆放着垃圾,到处乱七八糟,臭气熏天——贫穷让珠海人长期忍受着惨烈不堪的现实,贫穷也让珠海政府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和思考能力。他们在意的,是“环境卫生处”每年可从垃圾中获得一百万人民币!
1980年,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珠海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重新考量澳门垃圾污染问题。多数人表示,不能再让澳门的垃圾污染珠海,不能再在这堆滚滚黑烟中生活下去了,可另有一些穷怕了的人却依依不舍,仿佛断奶一般,急切地抗议:“大饭碗还没捧上,好歹还有百万元收人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可惜!”还有人说:“承包处理垃圾,周围的几个县都争着要,而我们却主动放弃,是不是太傻了?”
在不同的声音面前,珠海市委市政府没有犹豫,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通过正当途径同澳门当局进行会谈,科学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垃圾。1982年春,珠海政府与澳门政府正式签订协议,确定澳门垃圾转移方案,对原来茂盛围河对面的垃圾山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覆盖泥土、种花种树,开辟成一个小公园。
至此,长达百余年的垃圾污染历史,才算真正告终。
贫穷在珠海的另一表现,则是远近闻名的偷渡热。
珠海的偷渡热,集中发生在1978年至1980年三年间。一方面,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地处沿海边防之地的珠海把守森严,层层封闭,民众生活十分困苦。以1978年香洲居民的生活水准为例:每月每人平均二十六斤大米,六两食油,猪肉凭票每人八角到一元二角不等,鱼票三元,煤十五斤……综合计算,当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仅为十五到十八元。而农村人的生活更是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港澳与珠海近在咫尺,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珠海人的生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渐渐打开。穷怕了的珠海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看到了希望,而是看到了逃离珠海的可能。于是趁着政策放宽之际,不少珠海人纷纷申请前往港澳,仅1979年前后,珠海市公安局发出的出境申请表竟达四万多份!
但最终获准出境的,毕竟是少数。于是“你不批,我自己批”。偷渡热就此出现。仅1979年至1980年两年间,珠海就出现过三次偷渡高潮,人数达三千二百七十一人。甚至,个别村党支部书记也公开鼓励村民外逃:“去吧,到了港澳,有钱可捞!”有一个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吹开工哨派工,哨子响了半天,却不见人来。他忙到农户家敲门,这才发现,队里的六七十个劳动力,除老人和小孩,一夜之间全跑光了!仅1979年1月至4月,收容人员就达五千多人,3月到6月,淹死在海里的偷渡者,仅珠海市三灶区就达二十二人!
当然,与此同时,国内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珠海成为特区后,经济发展形势日趋见好,没有人再愿背井离乡,冒险偷渡。很快,家乡的变化通过书信,通过亲人的呼唤传至远方,让外逃者看到了珠海的希望。所以自1981年起,一批批外逃港澳的人员,纷纷开始返回故乡。这些回到故乡的人们,心底都掖着一个愿望,希望珠海能尽快好起来,彻底摆脱以往贫困潦倒的日子。
就在这时,历史将一个人推到了珠海。
珠海来了个梁广大
1983年的秋天,对珠海而言,非同寻常。它既是珠海经济的初舂时节,也是珠海这座城市命运的转折点。
这年秋天,珠海在悄无声息中,迎来了一个新市长。
这个新市长自1983年任起至1998年,先后担任珠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历时十六年,成为中国特区任期最长的行政长官。他不仅改变了珠海这座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珠海人的命运。
这个市长叫梁广大。
见面前,梁广大在我印象中是个神；见面后,活生生坐在我面前的他,反倒更像个“人”。采访梁广大,是一件很轻松又很累的事情。说轻松,是他待人平和,交谈诚恳,无拘无束,有问必答,说很累,是他一口广东腔,还时不时带出几句老家南海的方言,以至整个采访过程大概有百分之二十的话,我都得借助“翻译”才能听懂,个别语句连“翻译”也爱莫能助,只能大眼瞪小眼。
调梁广大到珠海主持特区工作,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原因。梁广大是广东南海县人,曾在南海基层工作多年,当过南海县人民银行办事员,股长、副主任、主任、副行长,还当过南海县罗村区委副书记、罗村公社副书记、南海县县长、县委书记等。在南海任职期间,他所领导的南海成了全国经济发展典型,并使南海县成为“全国首富县”。胡耀邦曾对南海的经济发展做过批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社论指出要“像南海那样把农村搞活变富”,并以多篇文章报道南海,推广南海经验。梁广大因此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发展经济的能人,并很快出任佛山地委副专员。
下期看点:在深圳的一个星期里,梁广大目之所及,到处都是起吊机,到处都是大卡车；到处都是高耸云端的脚手架,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到处都是汗流浃背的外来妹,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梁广大为此深感震撼,也深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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