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 叶晓波
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国际地位的提高，为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文化的作用被人们重新认识，再三研究。其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而要研究文化自信，有两个问题绕不过去。其一，我们要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认识根植于中国的本土文化的现实价值。其二，既然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那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哪里。而这一切，都需要从历史当中得以解答。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从人类学角度看，社会的四种主要控制力，即礼仪风俗、习惯法、血缘、宗教，在史前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伴随着国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经历夏商两代发展，周代对传统礼仪风俗进行扬弃，运用礼乐制度管理社会，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礼乐文明。同样，这也是首个中国古文明的高峰。其间，周人恪守礼的精神，形成了繁复的礼仪规程、鲜明的尊卑观念，养成了温文如玉的君子之德。
伴随着中央权力的衰弱，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先前占主导的礼治主义逐渐被法治主义所取代，法家思想后来居上，但是礼的因素却未曾退出历史舞台。在法家思想著作中，我们能够明确看到儒家礼制的身影。如《管子》一书中倡导“四维”“八经”及道义礼法的统一，子产要求贵族必须遵守礼义，叔向坚持传统的“礼治”。据《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西汉武帝时期，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次明确了儒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礼制与礼学思想重新焕发活力。此后历代均沿革之，结合时代需要，儒家思想不断与时俱进，逐渐增添新的内容。
其次，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从思想发展史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思想一直持有开放、接纳的态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个体，孔夫子的话语值得肯定。而对于文明体来说，亦复如之。泱泱大中华，远古时期，华夏文明从黄河起源，陆续接触吸纳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母体；历史时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融合，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周边少数民族，或成为中华民族的来源，或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带到周边地区，提升了本区域的文明程度，形成了范围广大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同时，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借鉴，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例如传统儒学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相结合，在文化史上出现了独特的三教合一。而释道信仰中的唯心思想又影响了儒学，是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由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弱势地位，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基础的儒学遭到各方批判，传统儒学受到极大冲击。然而，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传统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仍然是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北宋儒学大家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个人成长方面，孟子倡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个人理想方面，《礼记·大学》倡导：“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儿女精神深处的文化血脉。那么前仆后继的优秀中华儿女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礼记》也给出了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我们坚持发展的初心不改，前进的动力不竭；政治上，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决走“不结盟”道路；文化上，我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不动摇；外交上，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世界“大同”。而这种种，均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优秀的中华文化已然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梦”。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想我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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