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中西之间，挺然而立

济南时报 2020-12-12 13:46 大字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陈乐民（1930—2008），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一位有着丰厚学养的国际政治与欧洲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近日，“陈乐民作品新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作品新编”包括《启蒙札记》《欧洲文明的进程》《20世纪的欧洲》《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哲学絮语》《读史散记》《书巢寻理》《山高水远》《在中西之间：陈乐民自述》等九种，是在充分参考此前陈乐民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的结果。

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之人：既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诚如著名学者雷颐所言，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冲突还是新旧调适，都表现得非常“典型”。因此，“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长期做西欧方面的实际工作

陈乐民1930年出生在北京，在天地玄黄的20世纪中国，他亲历了屈辱的日本占领，目睹了家族的衰弱，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亲身参与了民间外交事业。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以半百之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欧洲学研究的开创者。因而《在中西之间：陈乐民自述》一书，不仅是一部描写作者个人经历的“私历史”，也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的思想备忘录。

陈乐民祖上并非北京人，而是清末从浙江绍兴迁到北京的。书中陈乐民写道，小时候的印象，家里很有钱，置了一片房产出租，租金颇丰，所以叫作“吃瓦片”的，“长大后有了些‘新知识’，很以‘吃瓦片’为‘俗’，所以还没等到1949年‘天下大变’，就对我的家庭产生了一种鄙视的心理”。当时的社会氛围，虽然陈乐民“不问政治”，只是看自己爱看的书、画画、写字、看戏，但还是觉得，当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这样结合起来的道德观念，是中西合璧的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因为“自由、平等、博爱”总是人间十分美好的社会理想。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乐民所在的“大家庭”全面衰落。但幸运的是，他没有一天失学。初中起就读于教会学校，也给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53年大学毕业后，陈乐民正式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此后曾长期驻外。虽然涉外工作要求严格，但“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阅历，在哪里生活，就有在哪里的阅历”。其中维也纳四年生活，就为陈乐民提供了最初“阅历”欧洲的通孔，“从欧洲的政治文化到欧洲的历史文化，悄悄地，零零碎碎、星星点点地‘流’进脑子里”。以维也纳为“落脚点”，陈乐民去过欧洲很多地方，“在来来往往之间，虽是蜻蜓点水，耳濡目染，却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文化感受”。这也为他以后的欧洲研究打下了感性的基础。

1980年，50岁的陈乐民调入外交部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之所以有此调动，是因为他想做系统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工作，陈乐民在书中写道，“我是长期做西欧方面的实际工作的，在欧洲转了那么长的时间，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就想对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历史写点什么。那些事情大多是我在实际工作中有所了解的，需要的是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写出凿凿有据的著作。”但是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却并不鼓励做这种关于历史方面的研究。1983年，陈乐民终于得偿所愿，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欧洲研究所的前身），开始全职学者生涯。

从战后西欧国际关系到“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用陈乐民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生分为3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和中年时期做了从事“民间外交”的“小公务员”；进入老年则为“学者”之事。在20多年的学术生命期，陈乐民不仅打通了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还打通了中西与古今。

他学者生涯的第一本著作，是《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为什么要写“战后西欧国际关系史”？“因为从我青年时期做实际工作起，‘西欧政治’一直在我身边或眼下走动，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似乎都七零八碎地留驻在我的脑子里。因此，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把留在脑里的印象加以印证，并加以系统化，我觉得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这本书陈乐民写了3年，写完之后，就立即感觉到此书在思想上的缺陷，“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本书全然忽视了。那就是东西欧的同源文明被野蛮的政治遮蔽了。国际关系问题，终其极是‘表面’的现象，历史文明问题才是国际关系的深一层的问题。”欧洲的文明问题、历史文化问题于是成为陈乐民重点关注所在。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对“欧洲观念”的深入思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洲观念”反映了两种含义的交织：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欧洲主义坚持这一面；欧洲又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坚持这一面。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一种常态，综合在“欧洲观念”里。陈乐民说，“当我发现欧洲历史上的思想上的时分时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现象时，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我觉得我找到了理解欧洲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线索和门径。”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于是诞生，在陈乐民看来，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价值在于把“欧洲观念”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同时，“它突破了我研究欧洲问题时只着眼于历史事实的框架而多少进入到思想史的领域。为我接下来研究欧洲文明史，了解欧洲文明的发展轨迹，开了一扇门。”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涉及的是欧洲“是什么”的问题，陈乐民下一步要做的，是“何以然”。第一个问题是问“what”，第二个问题是问“why”。陈乐民决定做两件事：一是把“欧洲文明”的发展脉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彻底想清楚。二是把中国的文明史与西方文明史相比，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出中国“为什么落后”，是缺少了哪些推动发展的因素。用前辈学人皮名举话说，就是“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

陈乐民以为，从“欧洲观念”到文明史，是自己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从不知不觉到自觉地在‘为学术而学术’当中结合进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深关怀”。这一思想飞跃的直接成果，就是《欧洲文明扩张史》（修订后改名为《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

陈乐民认为，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底格”，“在欧洲，是一个世纪‘刷新’一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直到与西方相遇以前一直是‘朝代相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传统，只能是‘专制主义’。”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国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一节中，陈乐民把截至19世纪以前的晚近几个时期中西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作了一番对照：13世纪，中国皇权统治时期的“鼎盛文明”开始陷于停顿，即宋末元初之时，西欧则经过9世纪和12世纪的小“复兴”，开始向前迈进。15世纪，“地理大发现”，接来下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使西欧进入近代，中国正值兵虚财匮之时。18世纪，西欧在产业革命以后进入启蒙时期和工业化时期，中国是康熙最后20年、雍正、乾隆、嘉庆初年。19世纪，西欧达到资本主义“高峰期”，中西相遇，巨大差距浮现出来，中国旧社会形态不敌外力的竞争开始瓦解，中国亦从此开始了救亡、启蒙、革命的曲折而伟大的历程。

陈乐民认为，从13世纪至19世纪中西文明发展趋势的对照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以理性为认识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因此“五四”时期提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陈乐民特别关注西方的启蒙运动，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启蒙是理性的解放，如康德所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越是反顾中西两种文明史，陈乐民越是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历史缺少了若干个“关键时期”。“历史是不能责怪的，但它可以使人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或许我们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来实现自我改造，特别是改造我们作为人的基本素质。”

纵览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演进，亲历国家的磨难，陈乐民仍然坚信社会总是在螺旋式上升的，数十年来，他一直奔走在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路上。他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如资中筠所言，陈乐民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不管被扣上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中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孙婷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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