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半倚深秋 李晓东
我第一次登台演讲是在小学三年级,题目是“迎接崭新崭新的太阳”,这个响亮的名字闪烁着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华彩。那天,我穿着姐姐淘汰下来的带着毛球的粉色小棉袄,面对全校一百多名师生,在鲜艳的国旗下声情并茂、笑靥如花。演讲过后,很多不熟悉我的小男生,都过来打听我的“芳名”,要跟我处朋友。对此,我与母亲闹了好几回,她也承认给我带来了困扰,保证以后宁肯给我穿破旧的衣服,也不再给我穿姐姐的衣服。那次演讲,我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支圆珠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皖北农村,物质尚难称充裕,一支圆珠笔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励,它让我在一所籍籍无名的农村小学里成了名,也让我理所当然攒了些自信。我还记得,当时班主任姓郭,他既教我们语文,也教我们美术、音乐和思想品德,那时候他的笑容总是金灿灿的,像阳光洒在脸上一样。那时候,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身材弱小,冬天的时候,我妈总是里三圈外三圈地把我包好了送来上学,放学之后,郭老师又再一次里三圈外三圈地把我包好,放我归家。这个“迎接崭新崭新的太阳”就是郭老师的指导作品。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是我唯一记得名字的老师。
后来,我离开了这所小学,辗转异地求学。多年之后,只听说郭老师一天夜里回家的路上,被一个人从背后拦腰一棍子打得站不起来。这个人就是村东头的“小六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瘪三,打郭老师的原因,是因为郭老师曾在他小学的时候体罚过他,他要复仇。我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浑身一阵不舒服,像害了病,我想呕吐。母亲还说,那时候天很冷,幸好月亮大,过路的好心人帮忙扶到了医院。明月半倚深秋,本该是多么美的景色,这个被重击倒地的蜷缩抽搐的男人,彼时彼刻,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再往后,郭老师的消息我就不得而知了,只听说在小学撤并之后到江苏教书去了。
后来,在求学和工作的不同阶段,我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登台演讲。每一次拟稿前,我都给自己立一个规矩,无论演讲耗时长短,都力求把一个问题说明白,有观点、有立场,就像当年郭老师教我的一样,绝不讲流利的废话,不说违心的奉承话,更不愿多说半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学究话。我越来越觉得,人对儿时的记忆是最可靠的,比成年后的记忆更加纯净和诚实。我更愿意去相信儿时的记忆,因为它能够触发我脑袋里最根本、最让我信服的东西。冯小刚曾说,记忆越来越不可靠,现在越来越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记忆,哪些是经过美化了的记忆,就像木头,现在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真木头,哪些是批了腻子的木头。年轻是个好东西,可以看破就说破,中年后,多了些欲言又止的烦恼,不痛快。
近几年,愈发期待能有一个可以痛痛快快不兜圈子的圈子。一帮合得来的朋友侃侃訚訚,该是多痛快的事情。孤掌难鸣似乎是最寂寞的一种状况吧。平生最害怕一句话,“既然你改变不了世界,就去改变自己。”每次有人跟我讲这个,我都望风而逃。从小就倔,不能到了中年,反倒服软了,自己都瞧不上自己。龟缩自保、患得患失也许仅仅是中年的一个阶段性状态,过了也许就好了。《干校六记》中说,“台上风光无限的人,也曾是台下无人问津的看客。”人不可能永远走下坡路,也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杨绛先生风霜一生,这样的人生领悟,真就如芒刺在背,发人深省。
我很想带女儿回去看看家乡的路,看看当年苦读的小学,那个明月半倚深秋的村庄,曾给了我多么了不起的奇遇。可是孩子已不愿长途跋涉,我的故乡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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