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草木》
上期提要: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
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西南联大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时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啰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下期看点: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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