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读者 《哲学分析》十年记
《哲学分析》创刊十周年了！十年烟云淡墨痕，在“墨痕”真的要渐次“淡”下去之前，让我撷取个人生涯中与此相关的若干片段，所谓存真并非全为怀旧，而吉光片羽，或亦可为异日之券云尔。
2010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搭乘庞学铨教授的专车，从杭州城西出发，赶到上海社科院中山西路院区，参加《哲学分析》创刊典礼，在刊物总编辑、时为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的召集下，那天的开张仪式嘉宾云集，让人印象颇深；而更让人难忘的是创刊号的作者阵容，国内有杨国荣和陈嘉映，国际有哈贝马斯和希尔贝克，毋庸置疑皆一时之选也。当时沪上一家名刊的总编见状还感叹了一句：照这阵仗看，我们压力山大啊！
的确，创刊之初的《哲学分析》势头极盛。尤其是2011年，连续做了几场重量级活动，其中两场是响应总编呼吁，针对依然活跃的当代中国哲学家进行的专场研讨。讨论在世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乃为惯例，例如最早由希尔普创办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邀集当世同行对某位代表性哲学家展开密集而系统的讨论，而哲学家本人则对各位同行的批评分别做出回应。有的卷次还编入哲学家特意为文库撰写的思想自传。文库自创办以来广受欢迎。不少著名的哲学家，从早期的杜威和罗素，到相对晚近的斯特劳森和罗蒂，甚至爱因斯坦也曾进入这个系列。
把“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这个专指的摹状词推广开来的童世骏总编曾经笑谓，无论中国的哲学家与国际上的哲学家有多么大的差异，有一个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中国的哲学家很少得到同行的重视和讨论！除了所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童总编认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虽然我们基本上用中文写作，却很少读中文写作的论著。虽然我相信，居今而言，这里的“很少读”后面接上“中文译著”也许更符合实情，但对于进入童总编视野的哲学家而言，这句话大概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写实。
2011年四月初和五月底，杨国荣和陈嘉映哲学研讨会分别在杭州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这两次会议我都应邀参加而且提交了文章，在前一场会议上提交的是我与自己的学生何松旭君合撰的“成己与成物的辩证：杨国荣论著集印象”一文。之所以提交这样一篇文字，一是因为此前在北京和井冈山与杨教授“同会”近一月，可谓“朝夕相处”，还在一次与杨教授一起登山时听到他向我透露即将出版《成己与成物》一著，而当时自己亦正困惑于从成己与成物的角度来思考中西哲学；二是从北京回到杭州后，杨教授以十数卷本的“杨国荣论著集”相赠，洋洋大观，让我产生了综合两端，以成己与成物为线索“通观”杨著的设想。我之所得固然是极为浅薄的，所幸承杨教授错爱，小评仍然被收入了那次会议后出版的讨论集《具体形上学的思与辩》。
那次活动的一个小小花絮是主持会议的童总编带了自己刚出的两种论著到会上，会议结束了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把书给送出去；另外一个花絮也是与书有关的，就是有一位会议代表接受了另一位与会者赠送的一部大著，等回程时却直接把这部巨著扔进了萧山机场的垃圾箱。
五月底在“首师”的陈嘉映专场，我主要是作为杂志编辑部的特邀成员与会，但倒是提交了一篇较长的“读后感”，盖因其时——不料竟延展到今日——我颇为热衷于此类随感忆旧文字的写作，于是就趁着那个契机赶在会议前如法“炮制”了一篇。这篇文字同样应“传主”之邀加入了会议后出版的讨论集。那次会议发言中我照例并未念稿，而是做了即兴发挥，与会的一位京中友人和从香港赶来的王庆节教授对我的发言颇为赞赏，庆节还从他的书包中掏出他翻译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签名送给我，这要算我迄今得到的比较“珍贵”的赠书了。
现在看来，较之哲学大咖和各路神仙的高头讲章宏大叙事，我无疑更能领受和体会更有个性色彩也更富有叙事性的文字。在最近的《哲学分析》十周年庆典上，终于推却不了发言“机会”的我，又发表了一通一般人听上去有些不明所以甚或无厘头的至少是过于私人化的“感怀”。这种临场“掉链子”的“毛病”当然是我今后需要努力去“克服”的，但这其实并不是我偶然的“发挥失常”，而是一种“自觉”的“本性难移”。
当然，也并不是在所有这类场合我的表现都是如此“低迷”“低调”的。2011年的七月，《哲学分析》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科院总部召开研讨会，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俞吾金教授。当时我受命主持的一个单元，在一位京中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发言后，作为主持人的我半自言自语半自相矛盾地说：分析得很哲学，也分析得很混乱。闻听我言，包括赵敦华教授在内的一众会议代表先是面面相觑，继又作哗然状，只有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童总编淡定地补了一刀：提出了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不过说来惭愧的是，就一位作者对刊物的贡献而言，回想一下，与自己在各种场合的“边缘”角色相一致，我也只是在这十年的后五六年陆续“贡献”了五篇随笔而已。虽然就我个人而言，这几篇文字亦不无可“圈点”之处，甚至有一些后续的“反响”：
““唤起”、“响应”与“家园”：重返吉大母校之感”，是我在刊物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文字。当时我将之与一位法国政治哲学家为一本中文译著所写的长篇导言一起发送给童总编，总编回信表示更喜欢我这篇文字，虽然也不忘补充一句：我们中国人一般并不习惯于议论活人。而文章发表后，我的大学室友崔伟奇同学特意来信赞为“大手笔”——这个评价应该并不亚于童总编的肯定，原因嘛，你懂的啊！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读《罗素传》”一文源于我准自告奋勇地为“启真馆”所出蒙克新著撰一书评。书评阴差阳错地写成后，总编先生调侃说这是一位既不懂罗素也不懂中国的作者写的一篇谈论罗素与中国之关系的文字，而这位作者自己却以为那是他迄今最好的书评文字，以至于在后来出版文集时宁舍“来了个和我谈张宗子的学生”而取“理智并非干燥的光”作为书名。
有意思的是，这篇“迄今”“最好”的书评很快就被另一篇“超过”了，这就是我为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的视域》所写的评论“哲学的世界视域与世界视域中的哲学”。说来有趣，这篇文字其实完全是我看了从网上买来的这部杨著后忽然“灵感”来袭，几乎一笔落成的。事后，连我自己也有些惊讶这篇评论是如何完成的，只能说自己对于包括杨教授的哲学思想在内的相关哲学议题的粗浅考虑似乎在这篇评论中得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同时它也舒缓了我自前一篇评论以来累积和沉淀下来的紧张感——当然，这种“紧张感”纯粹是学术上的，至少是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
一篇几乎一气呵成的书评肯定不会有任何注释，在《哲学分析》编辑要求为这篇文字增加引文出处时，我正在闵行公寓等待飞阿姆斯特丹转挪威访问。那次为期一月的访问的主要“成果”是一篇“卑尔根日志”，这篇文字后应刘梁剑教授之安排连载在一个公众号上。此后，成素梅主编邀请我为刊物提供一篇文字，如此盛意却之未免不恭，我就把前述共六节的文字缩写成三节聊以交差，题曰“从千岛之城到万岛之国：挪威哲学印象”。据说这篇文字刊出后得到了赵修义教授的赞赏，其实我虽转到了华师大，但却未曾有机缘与自己一向尊敬的修义教授共事，所以他对拙文的肯定对于我无疑可谓一种安慰。
2018年九月底，在我即将赴柏林自由大学参加一个政治哲学会议的前夕，从一个偶然的渠道得知韦尔默教授已于不久前去世。想到曾一度朝夕与其论著相处的这位作者已经离我们而去，我颇有些难以自已，连夜写了一篇追念文字。记得文章完成已经是凌晨四时，为了某种即时性，我本想将之交予沪上的某家报纸发表。但是同时，我当然也将这篇文字抄送给了童世骏教授，其时我应该已经忘记了童教授还有个童总编的身份。果然，一贯早起的童总编在早起看到微信后马上就要求我把此文交给《哲学分析》发表，在我谈及即时性的考量后，还“慷慨”地给出尽快发表的允诺。那次去柏林我是到北京转机的，而关于发表拙文的相关“细节”，我是在虹桥机场的机舱里与童总编最后“敲定”下来的。
巧合的是，在柏林会议期间，我们遇到了马格德堡大学的Georg Lohmann教授，从交谈中得知他与韦尔默相交匪浅，而且极为稔熟后者的工作，于是我就灵光一现想到请他为《哲学分析》撰写一篇纪念韦尔默的文章，Lohmann教授爽快地答应了。两个月后，Lohmann教授来上海开会，当时同在柏林会上的李哲罕君邀请他到杭州，为此我特意从舟山到杭州与他会晤，一方面进一步落实所约文章，另一方面也因为读了他的小册子《论人权》而与他展开了详细的讨论。我们在苏堤上见面，从花港观鱼过蒋庄到杨公堤上的未庄午餐，下午在西湖上泛舟，在东坡路上吃冰，晚上逛吴山广场河坊街和中山路步行街，一直到奎元馆晚餐后分别，一路都在高谈，以至于最后Lohmann教授在我带在身边的《论人权》一书上以德式英语题签曰：“During a never ending discussions about Wellmer, Marx,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because he leads me not stop.”（德国教授的英文手写体颇难辨认，此处蒙北大德语系谷裕教授帮助“释读”）
按照我最初的规划，Lohmann教授的纪念文字拟与韦尔默本人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研究韦尔默哲学的文章组成一个专栏，我为此甚至还搬出了与我一样为杂志“效力”的哲坛清流黄翔教授联系一位在墨西哥国立大学任教的学者授予我们翻译其文章的权利，最后主要是由于本人的原因，这个计划最终只有Lohmann教授的文章完成了，李哲罕君翻译了这篇质量很高的文字，在柏林自由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北大哲学系方博教授帮助把关和校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国际化”约稿，虽然有些好事多磨，但这个结果应该还是相对令人满意的。
于我个人而言，这次跨境约稿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副产品”：通过阅读《论人权》一书，我对人类尊严概念在当代人权和政治哲学中的角色和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于Lohmann教授在解读哈贝马斯法哲学时提出的这个警句——“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tself offers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binding by strengthening public autonomy, i.e.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中译文作“人权观念本身用强化公共自治来补偿传统约束力的损失，这就是民主化进程”，但却似乎将之系属于哈贝马斯名下，是李哲罕同学帮助找出了原文）——尤其叹为精到，并打算结合人权理论的发展比较人权概念的建筑术和谱系学。这时候我忽然想到，虽然人类尊严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似乎不是一个关键概念，但“直觉”告诉我哈贝马斯一定是比较系统地讨论过这个概念的。想到这里，我就开始在网上做相关搜索，结果却惊讶地发现在《哲学分析》上就刊登过一篇哈贝马斯讨论人类尊严概念的译文“人的尊严的观念和现实主义的人权乌托邦”，而我此前竟未曾措意。这一方面当然让我感到汗颜，另一方面我又想，在成为编辑——哪怕是“特邀”的——之前，甚至成为作者——哪怕是随笔作者——之前，我们首先该是一位“读者”，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哲学分析》十周岁了，如果有人问我对未来，对下一个十年，有什么展望的话，那就请允许我说：我希望“成为”《哲学分析》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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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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