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故宫的守护者们
□新时报记者 徐敏
2020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600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在新建成的故宫举办了盛大的迁都大典，自此以后的数百年间，帝王更迭、风云变革和红粉遗事发生在这座紫禁城中。而对于镌刻着时代沧桑的这处皇城，人们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些变幻莫测的跌宕旧事。关于故宫，似乎谁都可以说上一段关于帝王、关于重臣和关于女人们的故事。
最近翻阅这本三联生活周刊辑录的《故宫观止》，看到了大多数写故宫的书中没有提及的守护者的故事。这些守护人，原不同于皇室家族的成员和奴仆，原本不是属于故宫的人，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命运和故宫紧密相连，于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守护故宫的责任。这份守护不仅仅是“看管”的意义那么简单，他们承担着护住国家宝藏的艰巨使命，甚至蒙受各种不白之冤的坎坷和辛酸。在故宫的史志上，不能没有他们的名字。
1924年，溥仪出宫，由清宫代表、军政代表和文化界代表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值国家政局混乱，人心惶惶，紫禁城以及它的档案和文物再次卷入混沌的历史风云中。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各方势力和不同思想纠缠的节点，清宫遗老想当然地视其为溥仪私产，混乱的军阀把它看成是失去主人的宝贝伺机偷掠，而日本的银行及很多外国使馆在东交
民巷张着网，等待着来自故宫的伟大艺术品……在这个关键时期，易培基担任了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此后，他的命运和故宫缠绕在一起。
易培基和故宫的纠葛是《故宫观止》中着重讲述的一个唏嘘故事。“易培基前半生应该是很风光的，多数时间都在高官的位置上……但是后半生很凄凉，甚至直到死都不清不白。”书中记录到。易培基主政故宫博物院后，笼罩故宫的是不息的争吵，国难当头，国宝将如何保全？要不要将文物南迁以避战火？经过反复激烈争执，截至1933年5月，故宫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先后分4批运出北京。就在第5批文物即将运出时，南京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委派检察官到故宫查封会计科，国宝南运戛然中止。
这次审查改变了易培基的人生，原因是有人控告他侵占、盗卖古物。易培基所在北京、南京、上海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被没收，他不敢公开身份，也不和朋友来往。在病中，他的申诉也都如泥牛入海，直到1937年病死在上海家中。11年后的1948年，南京一份四开小报刊登了一则短小新闻：“易培基案不予受理。”直到今天，易培基案依然含混不清，没有定论。
这何尝不是与紫禁城中发生的或是恢弘或是悲情的人事往来一样令人喟叹的故事。仔细想来，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参与故宫文物南迁事件的学者，很难独善其身。参与第一批文物南迁的吴瀛，也在1934年无端被牵连进“故宫盗宝案”，以“妨碍秘密罪”被起诉，蒙冤离开故宫。此后为了谋生，吴瀛带领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历尽艰苦。比起易培基，他还算是幸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瀛被陈毅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古物鉴别委员。
读罢这些故宫守护人的故事，不免心生感慨。现在我们最常关注的关于故宫的故事，尤其是粉黛之事，大多还是悲情女子的个人命运。乾清宫内的帝王更迭，是皇家自家之事，也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而这些原本不是故宫人的守护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一个民族文脉之传承和延续的大事件。这些同样复杂跌宕的事件，牵扯着这些守护人的辛酸血泪，甚至生死命运。不过，我想既然当时是站在历史的潮头，手握国家宝藏命运的人，想必必有一颗宏大之心，置民族文脉的命运于个人命运之上。以前觉得这样的恢弘高昂的句子实乃有些浮夸，读完这些守护人的故事后，方才明白其中抉择的艰难和义无反顾的原因。
以后若有机会再去故宫游览，或者赏玩故宫的文物，除了宫廷纷争的事件之外，也应该缅怀这些守护者们。幸而有他们这样的守护者，故宫尚存，但它绝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一组伟大建筑，也绝不只是丰富的珍奇文物，因为那根本是我们的往事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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