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与转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文化联系紧密。进入15世纪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互动进一步加强，进而对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1月14-15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承办的2020年杭州文史论坛暨“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与转型”学术研讨会在西子湖畔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故宫博物院、上海市社科院、浙江省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围绕“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5世纪以来杭州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与互动”、“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其他”、“走向近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澎湃新闻选取几位学者发言，择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
聂璜与《海错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的报告题为《杭州民间画师聂璜及其<海错图>》。
《海错图》的作者聂璜是康熙时期罕见的具有“民间立场”的民间画师。历史文献中关于聂璜的生平记载寥寥，仅知其字存庵，号闽客，浙江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大概生于17世纪40年代，是位生物学爱好者，也是擅长工笔重彩博物画的高手。有学者推测聂璜可能是一位无心仕途而又无家庭负担的安逸闲散之人。
因出生于浙江钱塘，与江近，离海远，聂璜花了二十多年考察东南海滨，于1687年完成了《蟹谱三十种》。他还相当重视关于日本的海洋动物知识。他对照船商口述和苏杭一带赴日经商“洋客”的见闻，以及在贵州、湖北、河北、天津、云南等地、中国南部海滨地区云游考察所得，“欣然合《蟹谱》及夙所闻诸海物，集稿誊绘，通为一图”，即《海错图》。《海错图》四册总共绘“海错”371种，第1册73种，第2册79种，第3册86种，第4册133种。经专家的考订前三册可以找到与现实对应的物种有193种。
书中不仅有栩栩如生的海物图画，也有聂璜对每一种生物、物产所作的细致入微的观察、考证与描述。每篇文字长短不一，均以赞诗为小结。书中文字除对生物产地、习性、外貌特征、烹饪方式的记述，还有很多东南沿海一带的坊间传说与民间故事。这些来自亲身生活的感受，与画家渊博的学识、娴熟的画技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兼具艺术和知识之双重价值的作品。
聂璜在创作《海错图》时完全没有任何进献谋名的功利之心，全然是出自对于海洋动物的兴趣。但这部非著名民间画师创作的作品却被纳入清宫收藏。根据《雍正四年·流水文件》记载，雍正四年（1726）由副总管太监苏培盛将其交入清宫造办处，称“《鱼谱》四册”，可见该书应该是此时正式进入清宫。后来得到了对艺术品鉴赏和博物学有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欣赏。他命人在《海错图》首页上钤“乾隆御览之宝”“重华宫鉴藏宝”等玺印，以示珍重。后经皇家重新装裱，最后见录于《石渠宝笈续编》。
《海错图》在文字方面的知识性和图绘方面的艺术性上，都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聂璜不仅重视本土文献，也关注海外学者的汉文著述，如泰西的《西洋怪鱼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西方答问》等。《海错图》第一册“海鰌”，不仅记录来自赴日“洋客”的口述，还与苏杭赴日的船商见闻，以及《珠玑志》《苏州府志》《事类赋》等汉文文献互相印证。后来增补为《日本新话》，其中还有关于日本人捕鲸鱼的记述，成为中日鱼文化交流的佐证。
无论从中国博物学文献、海洋文献的角度，还是从图像艺术和绘画史的脉络下来考察，我们都会发现《海错图》对光怪陆离的水族，有着全面、生动、细致的表现。就知识的丰富性而言，《海错图》不仅超过了“康熙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的“异鱼部”，以及《闽中海错疏》《然犀志》《记海错》等记述海洋动物的文献，也超越了承载着海洋动物新知识的汉文西书《西方答问》《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在《海错图》四册杰作中，许多已知的海洋动物通过“复合图文”，被细致地呈现了出来，堪称中国海错文献和海洋动物绘画史中绝无仅有之作。
邹振环认为，聂璜一方面作为吸收多元知识的文化人，一方面作为站在中外文化边缘上的民间艺术家，他在中外知识和画艺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清代博物学史上特殊的时空，既是沟通中外跨文化知识和画艺的知识人，同时也是沟通本土大传统与小传统二者之间的桥梁。
近代上海对浙江茶叶产销的推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的报告题为《近代上海与浙江茶叶产销》。
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始，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和资金融通关系。农副产品贸易每年数十亿元的资金，绝非直接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们所能承担，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在浙江各地茶叶产销过程中，主要提供资金支持的上海茶栈的作用甚为关键。通常上海茶栈借贷资金给浙江本地茶商，让其大量收买茶叶运至茶栈，由茶栈代销。茶叶出售后，茶栈会从收益中扣除债款本利及一切费用佣金。如有亏损，由茶商负责补偿。
上海茶栈的资金运营模式，深入浙江茶叶产地。以淳安威坪镇的德兴祥茶号为例，德兴祥茶号与上海胡俊章直接交易，并自己制作茶叶。1915年，两家交易额为866箱，1箱按40斤计算，1箱平均价格为12元左右。据传，德兴祥茶号资本金由胡俊章融资提供，每年大约1万元借贷资金用于茶叶经营。这种资金运营模式，也见于浙江当地的一些茶行。
戴鞍钢认为，近代上海开埠通商后，作为中国海内外交通、商贸和金融中心城市所独具的综合优势和强大的辐射集聚功能，对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的茶叶产销产生了持续有力的推动，也明显促进了沪浙两地经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乌镇的“栅”与“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敬斌的报告题为《街栅与坊门：明清江南城镇的空间秩序一题》。
明清时代通过在街巷出入口立栅，实行夜禁，在夜间封闭交通要道和居住、商业区的做法，在江南可谓屡见不鲜。街巷栅门的设立属地方政府控制城市空间，维持治安的重要手段，其反映出的城市治安管理的精神实质，与唐代都城的坊市制，乃至更早期的城市坊里制度相差无几。近代影像资料中，偶尔可见江南城市中坊门的存留，功能类似于街栅，在入夜之后或有寇警之时，只需关闭门栅，即可封闭一段市街，发生火警的时候，结合两侧屋顶的风火墙，也具备一定的防护隔断作用。
不仅是在作为行政中心的治所城市，在传统上被认为位居政府行政控制薄弱环节的市镇，“栅”作为夜禁和封闭管理理念的物质体现，同时作为聚落空间秩序的鲜明标志物，也存在大量的历史记录。江南市镇多设“四栅”，大体上将市镇内部空间约束成了一个类似“坊里”的封闭式结构单元，栅门与沿街、沿河民居店铺建筑的墙体共同构成了市镇建成区的边界和防护体系，虽然并不存在如隋唐长安那样规整严密的坊和坊墙，其空间秩序管理的基本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或是地处要冲的市镇而言，“四栅”以内，在街道曲巷的沿线，或仍有建坊立栅，分段锁闭的情形，典型的是乌青镇诸“坊”（乌镇原本分为乌镇和青镇，1950年乌、青二镇合并为乌镇，即今日之乌镇）。乌青镇旧有七坊，常春坊、仁里坊、通霅坊、宁秀坊、熙和坊、袭庆坊、积善坊。清代设迎春坊（青镇东栅大街）。除了袭庆、积善二坊外，这些“坊”大体与乌青镇几条大街重合，可能有坊门或坊牌建立，其规模大致与“四栅”相当。至近代，变为四十七坊。根据镇志对各坊起止的详细叙述，这些坊将全镇最重要的四条大街逐一分割，从存留至今的坊门形制看，主要起到维护治安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坊的数目的增加、坊门墙的建设，也许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为了加强镇区的治安防卫而推行的。在这一坊制下，通衢大道被分割为数量众多的小单元，夜间重重锁闭，便于居民商户逐段组织治安巡察和防卫。
研讨会现场
“浙商”的历史渊源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宫云维的报告题为《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及其内涵》。
“浙商”一词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文献记载中叫法不一，有“闽、浙商旅”“二浙商人”“两浙商贩”“广南、福建、淮、浙商旅”“浙商”“两浙商人”等，但都指向同一个群体——“两浙”地区的商人。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合浙东、西道为两浙道，置都团练观察使。这是“两浙”一词首次以行政区域名称出现于文献中。唐人诗文中也从此开始出现“两浙”一词。总的来说，今浙江省的主要辖区在宋代仍是属于“两浙路”的，因而，宋人习惯于称今浙江地区为“两浙”。所以，宋人文献中的“两浙商人”“二浙商人”，即指该地区的商人。
“浙商”一词虽然在宋代就出现了，但直到元代，仍没有约定俗成。受行政区划以及国祚较短的影响，元代对今浙江地区的称谓仍沿袭了宋代的“两浙”，元人著述中的“两浙”一词，也仍然是宋代的两浙路辖域。明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浙江布政司是其中之一，辖境基本与今浙江省行政区域相当。因而，“浙江”一词作为行政区域的指代，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两浙”，作为专有名词的“浙商”一词也明显增多了，并从明代开始约定俗成。清康熙以后，随着正式置浙江省，“浙商”作为“浙江商人”的简称，被广泛应用。
以“浙商”而言，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其经商地域并非只限于浙江境内，其从业人员也并非全都是浙江籍。外省籍人士在浙江境内经商的，也有称为“浙商”的。
明清杭州官营织造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余清良的报告题为《明清时期杭州官营织造研究》。
明清时期的丝织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杭州是其中重要的丝织业中心。
明代杭州有织造府和织染局两个具体的官营丝织生产机构。织造府是官营丝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其附设的机房，主要“掌织造御用袍服”。而织染局是主要的生产机构。明代杭州织染局先后建有南局、北局（又称旧局）和新局三局，三局中因南局早废，所以其生产又主要集中在旧局和新局二局。作为织染局内部最主要生产场所的新局，由原尚书赵文化宅改造而来。明代尚书是朝廷重臣，一般也都富甲一方，尚书府规模肯定不小。再加上同样规模十分庞大的织造府和原先的南局，明代杭州的官营织造机构总的建置规模极其庞大，在明代杭城中影响也十分巨大。因墙门朱红，久称“红门局”，清代重建杭州织染局后，沿袭其称呼，称之为“红门局”。由于织染局坐落的缘故，其四周市场繁荣，每日聚集的工匠众多，所以今涌金门附近地方被称之为“闹市口”。
“织造”，又称之为“监督”，全称为“督理苏杭等处织造”或“苏杭等处织造督理”，是各织染局的主管官员，其主要职责是“掌造作缣帛纱縠之事，用异其物，品异其式，月有要，岁有会，检其不法者”。清代织造一职官定级别不高，但由于一般都是钦差，所以又称之为“钦差督理苏杭等处织造”。正因为如此，其在地方上的地位得以与江、浙两省督抚并列。对此，清政府有明文的规定：清代织造一职不管其实际官阶（品级）多么低，但由于是一员钦差，因此其在任内是可以与地方督抚、司道运司平起平坐的，其实际所处地位平列。正由于此，当杭州织造调任暂缺时，其职掌一般由浙江巡抚代理。
杭州织造一职的职位及其职掌在清代曾一度有所变革。早在清雍正年间（1623-1735），杭州织造除管理自身的织造事务之外，还曾一度兼管杭州南新关、北新关两关的税务。到清乾隆（1736-1795）末年的时候却一度遭到撤革。
在明代浙江的十织染局中，杭州织染局无论是其建置规模还是产量，均为首位。在全国所有的地方织染局中，杭州织染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岁改额上还是在各种加派额上，杭州织染局历来都是明政府派织的主要对象，所承担的各类段匹成造额，在全国的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更是明朝廷织造所依赖的重点，唯一能同其相提并论的只有苏州织染局，苏、杭二局实际上是明代官营织造的主要支柱。
清代官营织造主要集中在江南的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地，尽管清廷规定江南三局以江宁为主局，同时规定三处织造数目不得彼此多寡悬殊。但从实际成造情况和具体生产的段匹数量来看，杭州织造局的生产规模位居三局之首。清代的整个上用、内用、官用段匹织造对杭州织造局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清人厉鄂在其为织造局所撰的《机神庙碑》中，就具体论述到了清代杭州官营丝织业所处的这种地位，“……杭于东南为大府，桑土饶沃，筐篚织文之贡于是出乎，国家常以内务重臣董其事”。这里所说的“筐篚织文之贡”，主要指的就是清代杭州织造局所成造的各类段匹。全国的“筐篚织文之贡”都“于是出”，其记载尽管看起来有点过于溢美之嫌，但从中亦可反映出杭州织造局在清代官营织造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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