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王安石说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 □王军营
汉语里有个成语叫作“鸡鸣狗盗”，常用来比喻一些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物，或者说上不得台面的灰色手段。这个成语的来源和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有关，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其他三位——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之一。
《史记》里说，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喜欢招纳各种人士做门客，“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都跑去投奔他。孟尝君对宾客也是来者不拒，不问出处，有才者让他们各尽其能，无才者也提供食宿予以招待。为他效命工作以及靠他混饭吃的各色人物，足足有几千人的规模，放在今天，相当于一所职业大学的人丁了。这位孟尝君家大业大，普天下广泛盛传他的智慧贤名，连西边强大的君主秦昭王都成了“孟粉”，渴慕不已。秦昭王利用强势国力，稍施手段，便让孟尝君来到秦国。后来又将他囚禁，动了杀心。这时，孟尝君的两个拥有“特技”的门客登上历史舞台，派上用场。一人是梁上君子。他趁着暗黑的夜晚，神鬼不觉地溜进戒备森严的秦宫，盗走了早先孟尝君已送给秦昭王的一件白裘皮衣。然后，孟尝君把它转送给了秦昭王的一位宠妃。为什么要将此白裘皮衣送给这位宠妃呢？因为此宠妃在秦宫的政治作用不可小觑，她能“咬”秦昭王的耳朵，吹枕头风，从而左右秦王怎么处置孟尝君。所以，孟尝君决定请求她施以援手，宠妃先前曾明确表示想要与秦昭王一模一样的白裘衣，而孟尝君却独此一件。在左右为难之时，这个平日里的“狗盗”门客，凭其“特技”，帮助孟尝君实现了“一物两送”，终于使他牢狱脱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孟尝君唯恐秦昭王清醒后又反悔，于是快马加鞭，换了姓名，想早点儿逃离秦国。一行人神色匆匆，急奔至秦国的东界函谷关，此时已是深更半夜。当时的法令是雄鸡高叫后才能开门放行。孟尝君急得原地直搓手、跺脚，欲出而不能。他的一行人中有一门客能学鸡叫，且惟妙惟肖。此门客一声“鸡啼”后，周边的雄鸡都跟着一齐打鸣。于是，关门敞开。只一顿饭工夫，紧赶在孟尝君身后的秦国追兵便气势汹汹地追杀过来，但此时，孟尝君已安全出关，逃出了秦国的地界。后来，孟尝君在齐国主政十余年，成为战国时期声名显赫的贤能人物。
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孟尝君才能非凡，称赞他能吸纳人才，而各种人才也都情愿归附效命于他。他也依赖这些人才的鼎力相助，多次巧解凶险，转危为安。然而，北宋王安石读罢《孟尝君传》，却木板上钉钉子，横刀直入地在《读孟尝君传》中指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认为孟尝君并未吸聚真正人才，其本人只不过是鸡鸣狗盗者的首领罢了。王安石驳斥世俗看法，雄辩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王安石思维敏锐、正气坦荡，直接质疑孟尝君的为人和品性。他认为，孟尝君若非鸡鸣狗盗之辈代表，纵能得到一个真正贤才相助，完全可凭借齐国自身雄厚的实力，做到让秦国屈服。真若如此，他又怎么会受制于秦国，狼狈到依靠鸡鸣狗盗者的帮助，才失魂落魄地逃命呢？“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荀子说：“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王安石认为，正因孟尝君本人不够贤明，一些具有雕虫小技之士都汇聚于其门下，所以真正贤明的人士便不肯投靠他了。
王安石的文章有其独特品性，后世几百年，许多人对他评说孟尝君的言论赞誉很高。沈德潜称颂它“千秋绝调”，金圣叹认为：“凿凿只是四笔，笔笔如一寸之铁，不可得而屈也。”刘师培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在评论王安石的短文时说，“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认为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然而，近现代有些学者，包括王子野、聂绀弩等先生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王安石书生所见，空发议论，并不符合战国之时孟尝君的真正史事。近来，笔者查阅资料发现，网上、包括学生课文辅导资料（此文选入2019年北京出版社九年级《语文》上册），竟有不少文章沿袭王、聂等说法来评论王安石此文（《读孟尝君传》），而忽视了学界多年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物，已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即必须深入地回到历史场景中去，充分把握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全面认识。我认为，一方面，《读孟尝君传》是王安石读书后的随记杂感，本是一篇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严格的历史考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科学思维去规范、苛求古人。今天，我们读一些传统文学作品，一般需要考虑作者的思想动向，看他们的观点合不合理？为何会提出如此看法？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如此创作的？因此，阅读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则必须联系他的个人身份与作文时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
柳诒徵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王安石所处时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政坛非常活跃，他们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价值和追求，他们孜孜矻矻，奋发有为，显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与责任意识。北宋中期，士大夫们做学问即具有很强的现实目的，讲求“通经致用”，作文主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在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倡导与精神感召下，“天下争自耀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士大夫们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和高度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最显著的旗帜。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改革家，在神宗朝积极推动变法。他曾多次表达出变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士”概念的认识经历了许多发展和变化。先秦的《诗经·江汉》载：“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注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即先秦的“士”是拥有一定身份的贵族阶层。唐代的进士为时所尚，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曰，“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至北宋时期，凡科举出身或受儒家知识影响的文人，皆属于“士”人阶层，如《宋史·苏轼传》载：“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可见，若要仔细理性地辨析，孟尝君生活的战国与王安石所处的北宋，人们对“士”概念的认识偏差太大了。王安石对孟尝君的看法明显缺乏现代辩证的客观认识，经不起历史推敲。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审视和判断宋人的思想观念，否则，很容易“只见树木而无视森林”，最后形成一己偏见。
我们从王安石的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思考他的《读孟尝君传》，恰好可见其进步的一面，可见他的政治人才标准以及选才的前提条件。作为北宋神宗朝政坛的重要核心人物之一，王安石直指时弊，积极建言。首先，他对上层主政者提出要求，认为主政者自身必须具有贤能、正直的品质，这样才能把许多真正的贤才吸纳聚集在周围。王安石在《临川先生文集·读江南录》曰：“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在《临川先生文集·行述》篇云：“夫天子、诸侯不以身先于贤人，其不足与有为明也”等。其次，他提出了在治国理政中对真正贤才的衡量标准，王安石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必须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考虑，而非为一帮一派、为某个人物出谋划策，从而保全个人的荣华富贵。他认为：“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临川先生文集·子贡》）。孟尝君，作为齐国政界的权力人物，不能一心为齐国兴衰而考虑，却为其个人豢养门客，为一己荣辱出谋划策，孜孜而求进。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朝，在当时北宋的士大夫中影响也很大，一直属于坚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代表人物，他也指出:“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众所熟知，在北宋神宗朝变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观点势同水火，但对孟尝君的贬斥，两人却非常一致。
总之，我们阅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能一味纠结于其评论是否精确、是否契合历史真实，而应该注意到作者的政治与文学家的身份，必须充分联系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王安石明确地将是否“为国、爱国，能否治国”，作为判定贤才的标准，并藉此而评说孟尝君史事，所以，此文只不过是在阐发他个人的国家人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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