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渚遗址到遗产保护：重视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
作为在世界遗产地杭州良渚举行的2020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媒体沙龙11月5日在良渚遗址公园良渚国际研学中心举行。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教授张颖岚、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沈阳、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院教授邵甬等作为嘉宾出席沙龙并做主题分享。沙龙聚焦遗产保护与价值解读，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遗产保护与社区和人的关系，遗产保护理念与公共传播等话题。
良渚玉琮（局部纹饰） 浙江省博物馆藏 1986年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反山遗址M12出土
沙龙现场
“希望良渚遗址成为大遗址考古最理想的实验田”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系统规模宏大，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几代考古人成果的积累和综合，也是几十年来考古理念、思路和方法不断进步而取得的硕果。
王宁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遗址科技考古负责人，良渚水利系统项目领队王宁远首先做了题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的主题分享。王宁远提到，在良渚遗址80多年的田野考古过程中，是几代良渚考古人成果的积累和综合，而前辈王明达先生在1986年发掘完反山王陵遗址以后，提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他们觉得在良渚遗址周边发现的很多遗址，这些遗址彼此之间可能是一个整体，所以提出了一个“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其范围涵盖三四十平方公里。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城墙遗址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非常早期的大遗址概念的雏形。中国考古的大遗址概念最早流行于1990年代中期，王明达先生在这一时候就提出大遗址概念，并且为其圈定了很大一个范围，这个概念已经超越了当时他所在年代的一般水平。同时他还有一个理念，对今天的良渚古城遗址影响深远，一般考古发挖到生土才能结束，王明达先生把反山王陵的墓挖出来以后就不挖了，他说这个地方很重要，也许未来会有博物馆，所以他把这些墓都用沙子回填，连隔梁都保留在那里，为了让后来人能看到当时的地貌，此后良渚所有大型的遗址都只挖到那个面就停止，这在发掘中的保护理念也是非常超前的。“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确实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超级大的遗址公园。今天回顾起来，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财富，他的良渚遗址群的理念影响至今。”
良渚古城遗址结构与遗产分布图
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此后，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也不断进入快车道，2007年发现城墙遗址，进入都邑考古阶段。2011年发现了水利系统的堤坝，良渚古城的完整结构呈现在世人眼前，视野也进一步扩大，良渚遗址群的范围从原来4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周边150平方公里，现在更是将杭州周边C型盆地1000平方公里当成一个超级大的遗址群，作为考古研究的边界。“我们希望让良渚遗址成为我们一个大遗址考古的最理想的实验田。”王宁远说。
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玉器展厅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印记和人类当下的创造”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教授张颖岚发表《当我们保护遗产时，我们在保护什么》的主题分享。他试图通过耶路撒冷，法国的巴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白城三个城市千百年来的发展和更新案例，告诉公众当大家都在谈论遗产保护是，我们究竟在保护什么。
张颖岚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在方圆1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分为4个聚居区：犹太区、基督区、亚美尼亚区和穆斯林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同处一城。城内有犹太教的西墙和圣殿山、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基督教的圣墓教堂和苦路。1981年，“耶路撒冷旧墙及其城墙”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巴黎俯瞰图
巴黎城市是从约公元前300年，巴黎希人在西岱岛上建立了一个小城堡，称为“吕岱兹”发展起来的；公元前52年，凯撒大帝的部下占领了西岱岛，并重建扩大了小城堡；公元4世纪，“吕岱兹”城成为罗马人的军事基地，被称作“巴黎”；1179年，菲利普二世将巴黎改为皇家长期住所，巴黎成为一座真正的首都；18世纪以后，著名的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奠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的基本格局。数千年的发展变化，巴黎这个城市一直在变化，就像城市的外围的发展的过程一样，它是绽放着一种文化，展示各个时期的璀璨的发展过程。
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
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是现代城市规划的杰出代表，由于其整体外墙多为白色，故称“白城”。这个白城是怎么产生的呢？特拉维夫这个城市的产生是在1909年出现的，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白城在帕特里克爵士（Sir Patrick Geddes）的城市规划基础上建成，体现了现代城市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白城内的建筑是现代运动“包豪斯”建筑理念的典型代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遗产名录的最年轻的遗产之一。通过这三个城市案例，张颖岚想说明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层累的印记”，是人类文明“生长的年轮”，是人类文明“当下的创造”，当我们保护遗产时，既要给予历史以尊重，也要给予当下和未来以尊严。以此解答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时，究竟在保护什么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要重视与社区和人的关系
进入2000年以后，文化遗产逐步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更新之间时常出现激烈的矛盾与碰撞。比如最美野长城被抹平、应县木塔的修缮、山西古桥的保护与修缮、名人故居、历史保护建筑的拆迁等事件总能引起汹涌舆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沈阳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等人就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碰撞与融合进行对谈。邵甬教授提到，她面对的活态遗产保护难度很大，因为面临的往往即是遗产地，同时又有很多人在其中生活居住，比如皖南古村落有很多村民，平遥古城也有两三万人口居住里面，面对的既有遗产保护，也有城镇村每天发生的变化，百姓的不同需求。在这方面也走过不少“弯路”，若干年后通过不停的反思这些问题，发现文化遗产真正要保护好，既不是靠投资方，也不是靠专家，而是靠当地的社区、原住民等，要更多得去了解原住民他们希望的遗产是怎么样的，既要考虑遗产，又要考虑居民生活，通过生活导则的方式进行引导，把村民的需求与保护结合。
古城内居民超过两万，景区汽车限行，电动车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摄
研究员沈阳近些年则不断得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网上对一些文物舆情事件发表独到见解，对网络上一些错误文化遗产传播做一些纠正，逐渐拥有众多粉丝，成为这一领域的“舆论领袖”。他说，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增加是好事，但是他发现在网络上谈论的靠谱的不多，从众起哄的多，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公认的合理合法的观念传播出去，碰到舆情反映问题，先把问题了解清楚，出现问题的过程了解清楚，再给公众做解释，向公众普及文物保护工作。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颖当下也在做一些普及公众考古学知识的工作。他记录自己考古逸事的新作《考古者说》成为时下热销的考古方面的读物。他提到考古工作者写的文章是所有人文学者中最难看的，考古工作者长期只写考古报告，或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再就是刻意通俗化的考古科普读物。考古工作者所写的文章中自发的撇弃掉了跟这块土地最贴近也最有温度的部分，这也招致了很多公众对考古工作的误解。他提到讲好考古故事既要真相也要技巧，将硬核的知识注入人文内涵，理性和感性结合，科学并有趣味性的传达给普通公众。
史家胡同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创建者之一胡新宇在沙龙上分享了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的改造与创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和社区居民与当地文化遗产的共建。史家胡同博物馆应该长成社区的精神祠堂，老北京遛弯儿计划则是志愿者通过遛弯的形式，收集民意，推动胡同向更适合遛弯的形式发展。此外，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影像中心主任赵辉、杭州良渚古城文旅集团总经理王刚，湖州安吉黄浦源社区发展中心负责人、乡土生态建筑师、夯土建筑专家任卫中等均在沙龙上做不同的主题发言。
嘉宾对谈
此次沙龙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及媒体代表参与。(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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