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费兰特热”让我学会与作品共在
原创 索马里 中信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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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出版作品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问题:读者总会将编辑与他们出版的书捆绑在一起;策划出版过程中有着恒常的艺术与商业的冲突……面对这些问题,知名出版编辑索马里认为或许沉默和透明是一位编辑最好的工作状态,因为这样才不会让作家和他的作品、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因编辑的过滤而扭曲、减少。
埃莱娜·费兰特是谁?“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策划和出版有怎样的经过与考虑?如何理解出版人的“折衷式的激进”?如何看待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
10月的大方live,我们请来了知名出版编辑索马里,和我们一起聊聊编辑和作者们的故事。索马里
出版编辑、前媒体人、译者。译有《一个自杀者的传说》《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 1961—1987》。
媒体对费兰特身份的穷追不舍或者挖掘是一种对于空白的恐慌
首先非常惭愧,因为一些工作安排的原因,我在进入九久读书人工作大概两三年之后,也就是我从媒体转型到出版的两三年之后,彭伦老师让我来负责“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编辑工作。这套书在中国走得相对比较顺利,影响了一部分读者,因此现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和这套书捆绑在一起,这当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去关注这套书,而不是去关注它的作者是谁,或者它的编辑是谁,而是尽可能地在文本当中发现与自己相关的东西。费兰特从1992年以来出版的所有作品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我去任何地方,大家都会要求我作为她的编辑回答的一个问题:埃莱娜·费兰特是谁?上图展示的是埃莱娜·费兰特从1992年以来出版的所有作品。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之前,她曾经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儿童作品。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也就是去年的12月,她还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版权已经由我们买下。
其实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一样对埃莱娜·费兰特的身份感到好奇。当所有人来询问她的身份时,用我们刚刚出版的《碎片》中的话来回应,就是费兰特一直认为媒体对她的身份的穷追不舍或者挖掘,是一种对于空白的恐慌。
因为面对一个作品,大家总喜欢用一种形象去填补作家所在的位置。我们希望通过一张面孔来解释我们读到的文字、我们接受到的感情,但是费兰特说了很多次,她决定不加入这个游戏。
迪斯特凡诺: “总之,我们能知道您是谁吗?”
费兰特: “埃莱娜·费兰特。在二十年里,我出版了六本书,难道这还不够吗?”
——《碎片》
当有人问她这个,她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时,以上的回答是所有回答中最简短的一个:“埃莱娜·费兰特。在二十年里,我出版了六本书,难道这还不够吗?”
费兰特:一位深受古典文学和女性主义影响的作家
“一个学习古典文学的人,一个受女性主义思潮(包括精神分析影响)的作家,一个对母女关系从小就有深刻洞察和感受的人;一个不停摧毁自己习作的人;一个认为写作是带着“罪过”/ 位置羞愧的人,喜欢在很隐秘的角落写信的人……”
以上这段文字并不是费兰特的自述,而是我在等待活动开场的时候简单写下的。最近我们出版了费兰特的访谈集《碎片》,是她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发表以及未发表过的一些信件。我们能直接从她的文字里拼凑出一个形象,可以看出,她深受古典文学影响。从“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们能看到她对很多情感或者对故事的组织方式都是偏古典的,包括她在书中会一再强调她跟古典文学研究或者是一些经典文本的关系。
这是她在《碎片》中提到的,她很开心被人发现自己的作品和“古典”的关联。《碎片》中有很多描述她和《埃涅阿斯纪》关系的段落,非常精彩。
“我以前学的是古典文学,您在我发表的作品里看到古典文学的影响,这让我很高兴。但我没察觉到我的作品里有太多古典文学的痕迹,我以前写了很多习作,这对于我写作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但幸好我没发表这些习作。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从来没觉得古典世界很远古,我感觉我离这个古代世界非常近。我相信我从古希腊,古罗马作品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如何把语言组织在一起。”
——《碎片》
上面这段也摘自《碎片》,这本书中暴露出了她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命题的关系,类似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她与古典作品或者古典情感的关系。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她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她在书中会不断地提到,她是如何从小就开始对母亲和女儿的情感有深刻的反思,她的成长经历是如何让她对那不勒斯这样一个母亲被奴役的城市感到厌恶等等。
今年上半年在编辑《碎片》的时候,我看到她说“如果没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话,我到现在只会是一个有文化的小姑娘,沉浸在男性主义文化和亚文化里,自以为可以独立思考。女性主义帮助我成长……”这样的一个表态在书中可能会有多次的共振和不断的深化。今天的话题并非女性主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阅读的时候,不是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女性主义作家,而是要尽可能地去敞开,她一个人在漫长孤独的创作过程当中,她并不是一个太空的来物,她其实是一位驻扎在很深的文学传统里的优秀女性。费兰特提到的女性作家
这张照片我们在新书发布时也预告过,这里再次与大家分享。当然这个摘录并不是特别完整,因为她在书里面也提到了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或者波伏娃(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些对她影响很深的女性作家。但因为这些是谈到女性主义绕不过去的名字,所以当我在整理这份她在书中提到的,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相对陌生的女性主义作家名单时,我深受触动。因为我觉得她身处的传统,她的思想资源,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简单,那么单一。她其实是来自一个可能很多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当今的人漠视、遗忘,不会主动去获取、去接触的一个传统,一个很深的女性写作的传统。
费兰特其实是一位对社会变革、人的变革以及人的奋斗都非常敏感的作家。她写的并不只是两位女性主人公的一段友谊,而是要看到这两个女孩和她们周围那不勒斯的底层环境。为什么他们中间没有出现温柔的底层?或者说学习对于这两个底层的人意味着什么?又或者是不是阶级跃升就足够了?从《碎片》和她的小说里我们了解到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够的。《碎片》
“那不勒斯四部曲”一开始收到的审稿报告是“不建议购买”
大概在2015年年初,公司拿到了三本费兰特的英文书稿,当时还只有三本英文书稿,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直接读意大利语会有障碍,所以我们当时审的是英文书稿,我们每个人会分批写一些报告。
“我的初步结论是不建议购买那不勒斯三部曲。但可以尝试她之前情节和写法更激烈酣畅的The Days of Abandonment, The Lost Daughter, Troubling Love。尤其是The Days of Abandonment,处理的是一个女人被丈夫突然抛弃的歇斯底里和疯狂,从部分书评章节来看,该书文字色彩更为浓厚些,题材也吻合当下社会在婚姻领域的焦灼(《消失的爱人》被中国网民追捧是一例)。”
以上这样一个悲观、自负的审读报告结尾是我写的。我记得我发给彭伦老师的时候还自以为是通过一种比较成熟的、专业的、冷静的出版专业的视角去审视这些书稿。我认为这样一个全是外国人名、第一部看起来都是在写小女孩的故事,在中国会特别难卖。
当时我们的版权经理是Patrizia(九久读书人的前员工),她的中文名字叫白丽雅。我记得大概在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初,她发来的关于这套作品的邮件迅速多了起来,她会不停地给我们分享一些国外的讯息,同时她也一直在与当时的副总编辑彭伦还有公司创始人黄老师沟通这本书,因此这样就会进入一个大家分开审稿的阶段。
虽然我可能非常自负而且毫无经验地写下了这么一段审读报告,但是彭伦老师、包括彭伦老师的太太读了英文版之后都说特别好看,看得停不下来。
Patrizia,就是白丽雅本人也非常喜欢这套书,当她看到第三部《离开的,留下的》时,就给我们来信,再次向我们确认,说我们应该对这套书予以关注,她说这套书有一股魔力。
九久读书人大概是在2015年初签署了前三本书,我们当时拿下这套书的版权的代价并不是很高,可能中国出版界对于这样一个题材的第一反应会比较冷漠。那不勒斯四部曲
“费兰特热”让我学会与作品共在
2016年,我第一次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当时也开始接手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包括最后的封面定调。我去法兰克福书展之前,参加了德国出版社为费兰特出版作品举办的庆功宴,因为他们在前一两个月就卖出了超过三十万册的书籍,这在德国是一个很好的数字,所以他们邀请了很多国家的费兰特作品出版人前来参加。由于中文版的第一本是在2016年底,2017年初左右才出版,因此我并没有很大的预期,直到我进入那个房间,我才明白“费兰特热”是真的存在于它的出版人之间,存在于那种气氛当中的。
那天晚上我见了很多人,我给他们展示了我们当时准备好的第一版封面,最主要的就是听每一个国家的出版人的经验。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费兰特作品曾经的代理人Clementina女士,你能感觉到她整个人已经被书展掏空了,她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处理,嗓子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也不认识我,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同时我的书也还没出,我们又是一个来自亚洲的出版社,尽管如此她还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力的拥抱。
她用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对我说,你出版第一本、第二本不用着急,你要有耐心。因为这是2016年的一场对话,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原话了,她的大意是说,读者会慢慢接受这个作品。这样的确信,在当天晚上很多人与我的对话中都不断地重现。我当时才入行两年左右,这种鼓舞对我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她仿佛对我施了一个符咒,因为当我在编辑第一本的时候,我才看到第三本,但是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对这个作品的爱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要把我爱的这个东西介绍给所有人。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最重要的是一种与作品共在的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被曾经的出版人所塑造的《作家和出版人》这本书也是彭伦老师交给我编辑的,等于我收了一个尾。在《作家和出版人》这之前,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出版人书系”。当我决定从媒体转行进入出版行业时,就将彭老师当时在九久读书人引进出版的“出版人书系”,能找到的都找来阅读了,当然也包括国内其他出版社的一些与出版相关的书籍。当读到《加斯东·伽利玛》时,书中有一个场景让我永世难忘,伽利玛可以在葬礼上、在普鲁斯特的尸体旁边,向让·科克多约稿,我觉得这才是出版人。出版人书系
《特立独行的企鹅》是我入行编辑的前两本书之一,也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因为那并不是一本对大众很友好的书,它谈到了非常全面且细碎的英国二战之后的出版史。
“企鹅的创立就是要为“像我一样十六岁就离开校门的人”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教育”。”我引用的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一个光鲜的场合,而是企鹅的出版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在1960年决定出版在英国被视为禁书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在法庭上,为了证明其出版价值时提到的,他就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出版事业的。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曾写过:“性交始于1963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再被禁与披头士发行第一张专辑之间。”因此其实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被曾经的出版人所塑造的。
出版就是要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
在《作家和出版人》一书中,温塞德陈述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文学出版人恒常的“角色冲突”,即艺术与商业的冲突时,人们应当追求一种“折衷式的激进”。
“折衷式的激进”从上下文看是有点反纳粹、反极端化的意思的。温塞德反对那种一蹴而就、天翻地覆、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精神改造,而是相信出版是缓慢的进步,属于少数人的文化,逐渐辐射到大众,实现个体、社会的精神变革。
温塞德认为布劳赫(赫尔曼·布劳赫Hermann Broch)提到的“折衷式的激进”是德国人欠缺的品质,他认为这是出版应该具有的一种精神或方法。我刚刚也解释了这句话在上下文当中提倡的是,出版并不会像一场让社会一夜之间改变面目的革命,而是少数人主张的社会变革。它由少数慢慢影响多数,因为影响大众是必然的、必须的,是一种任务。因为文化应该是一种民主化、人道化的进程,所以这种由少数人挑起的变革其实是一种与时代的冲突。
温塞德所在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费兰特作品在德国的出版社,是一家很有资历的出版社。就我从书中得到的理解,苏尔坎普出版社始终是和进步出版相关的,比如有一个细节就是布莱希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流亡美国的时候,第一个给他去信的人就是苏尔坎普。这张PPT是之前为这本书做推广的时候做的,也能够比较切题地回答今天的问题:“折衷式的激进到底对出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个标题“出版就是要让公众接受其所不欲的价值”就已经能说明出版跟它的时代,跟它的环境,跟它的受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了。包括温塞德在书里强调的,伟大的文学是要让人不安的,要让人意识到自己的异化的处境。因为在他看来,异化是只有通过文学描写才能被人认识的,这就是文学的一个最根本的社会功用,也是它的一个哲学作用,所以当我看到下面这句话的时候也非常感动。
“我们的工作如果不是促进单纯、伟大、自由的变革,那还会是什么?”因为变革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动因。伟大的文学通过让人不安而使人强大,伟大的文学讲述现在曾经,也述说将来何为。
——《作家和出版人》
温塞德先生是苏尔坎普的继任人,也是这家出版社在大概几十年里的一位掌舵者。费兰特的作品是在他去世之后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他曾在二战中服过役,二战结束之后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志在文学。因此他念了文学博士,博士论文主题就是黑塞(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因此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黑塞与出版人的关系。我想用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中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非常冷静且直接有力地告诉了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编辑的我,我们当今被鄙视的文学,被人认为是没用的文学,它实际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编辑,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无形
其实我是一个逃避型的编辑,我不大做原创文学,只做引进文学。当时我也和彭伦老师说,因为以前在媒体工作时,社交属性太重了,所以现在就想只和作品发生关系,而不用去和人打交道。
因此我与作家的关系是隔着很多层面纱的,中间隔着很多代理机构,隔着很多文本,隔着语言,也隔着阅历。在编辑费兰特的作品的时候,这也是我的一个常态,我与我服务的作家之间,其实是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他们是谁对我也不是很重要,大部分作家其实也不大有机会来中国。
其实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我不大会想象我和作家的关系。可能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无形,这样才不会让作家和他的作品、他的形象、他的声音因我的过滤而扭曲、减少,或者是变成一个错误的调性,往错误的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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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伦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9月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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