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人口迁移
中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82年，流动人口总量仅为660万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大幅增加，2014年达到2.53亿人，随后连续下降三年，开始进入调整期。
流动人口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但是在生育率走低，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大背景下，年迈的父母往往需要子女的支持。那么，低生育率是否会制约个体的社会流动？一个人所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与其迁移决定是否存在关联？
在《迁移决定中的人口因素：兄弟姐妹数量对迁移决定有何种影响？》（A Demographic Factor as a Determinant of Migration: What Is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Migration Decision?）一文中，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教授赵建梅、钟海就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使用了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14048名成年子女样本，并根据德国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主席Thomas Scharping在其著作中梳理的1979至2000年间中国省级层面对超额生育家庭的罚款情况，用工具变量法对研究结果作了稳健性检查。
研究发现，个体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对其迁移决定有正面影响，兄弟姐妹越多的人越可能作出迁移的选择，但这种影响并非呈线性而是边际性增长。具体来说，独生子女显著缺乏迁出其所在城市和省份的意愿，而与这一群体相比，有一个兄弟姐妹的人从户籍居住地迁出的概率增加了大约15%；如果兄弟姐妹数量再增加一位，迁出概率将上升3.6%至18.6%；多于两个兄弟姐妹之后的边际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拥有兄弟的人比拥有姐妹的人更可能作出迁移的决定，这与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相一致。有趣的是，相较于独生子，独生女更少作出迁移决定，但如果女性有兄弟姐妹，其跨城市和跨省迁移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对于有城市户口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兄弟姐妹数量对其移民决定的影响则稍强。虽然程度不同，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迁移决定的正面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身份和受教育程度下都持续存在。
上述研究结果刊发于《人口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mographic Economics）2019年第4期。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论文的第二作者钟海，对社会流动中的人口学因素作进一步探讨。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兄弟姐妹数量与个体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
钟海：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的经历和对周围人群的观察，以及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在我个人国内、国外读书以及求职的节点上，作地理位置选择的时候，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就是父母怎么办。特别是父母越来越年长以后。和周围同学、同事交流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同时数据显示，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少子化已经成为主流现象，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大城市化，劳动力的流动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数据来看看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迁移决定的影响是不是普遍现象，这种影响有多深，以及具体是怎样一种影响方式。
澎湃新闻：论文提到，2017年发表的一项墨西哥的研究并未发现高生育率与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与当前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差异？
钟海：墨西哥的那项研究主要发现高生育率并不鼓励迁移，而我们的侧重点是低生育率制约迁移。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很弱，研究的外部环境很难复制，也几乎不可能量化到研究中。比如，研究的背景中，中国和墨西哥的社会和文化可能有很大区别，对家庭的概念，父母子女之间义务、责任、感情方面的认知有很大差距。又比如，中国和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巨大差异，经济地理布局有很大差异，等等。所以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研究结果的差异性是很正常的现象。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提到了兄弟姐妹数作为变量具有“内生性”，具体指的是什么？
钟海：本项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子女迁移的决定，而能解释子女迁移决定的自变量除了我们关注的兄弟姐妹数量之外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些无法量化的因素无法加入回归模型，这些被回归遗漏的变量既影响兄弟姐妹数，也影响迁移决定。例如父母的能力素质观念等等。这些因素既决定了被调查人的兄弟姐妹数量，又有可能通过能力遗传或观念传承等等影响个人的迁移。
普通OLS回归的结果显示的是这些因素和兄弟姐妹数对个人迁移决定的混合影响。通过计量经济学技术方法解决这样的内生问题后，结果显示的是兄弟姐妹数对个人迁移决定的因果影响，去除了其它不可测量因素的干扰。根据研究结果，在控制兄弟姐妹数量的内生性后，测算出的变量的影响大于其在回归分析模型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研究发现，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迁移决定的影响并非呈线性而是边际性增长。您如何理解这个结果的现实意义？
钟海：这个结论可以理解为兄弟姐妹的数量越少，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对个体迁移决定的影响越大——家里从四个兄弟姐妹增加到五个，与从独生子女变为有一个兄弟姐妹，这其中增量产生的效果可能非常不一样。这也符合常识，因为如果你离开老家，家里还有兄弟姐妹，那父母的养老对你来说也许仅仅是一个经济支持的问题，你对其它方面的顾虑较少。而显然，独生子女所要考虑的就不只是对父母经济支持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低生育率对迁移的制约，对于70后与对于90后、00后来说意义并不一样，因为大多数70后，不论出生于城市或农村，都有兄弟姐妹。在少子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下，低生育率对独生子女的迁移的制约更大，这一点需要得到重视。
澎湃新闻：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本项研究的结论可以带来哪些启示？
钟海：我们的研究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过程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影响，一种困境。希望读者和社会政策制定者反思城镇化模式的多角度影响。大都市化的城镇化还是小城市化的城镇化，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社会？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会不会制约大城市化？人口流出城市应该做出怎么样的社会政策安排和财政安排？我们的研究显示二胎化未来会对此情况有缓解作用。
澎湃新闻：对于人口因素与个人迁移决定之间的关联，您是否有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钟海：父母养老和自己工作地点决定的关系是多维度的，当前研究只讨论了迁移决定。很多其它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子女离家工作对留在家乡的父母的身心健康的影响，对自己身心健康的影响，等等。
针对子女迁出对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我们已经完成了另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从平均效果来看，子女迁出对老人身体健康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是子女离开后经济上有很大改善，除了补贴家乡的父母之外，也会传播一些更现代的医疗卫生知识。同时，子女迁出会对老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整体而言，这两种影响都会随着父母年龄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子女在父母五六十岁时迁出，对父母的身体健康有正面影响，但随着父母年龄加大，生理上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弱，而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强。
这种回归结果比较符合常识，分城乡的结果也显示，这些效果在农村比在城市更重一些，因为城市里普遍有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如何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重点。(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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