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要到肚子里
陈军
儿时在农村，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而是说糟蹋粮食。在乡亲眼里，人要活命，得靠粮食，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而珍惜粮食、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粮食要到肚子里”。
农村人最知种粮苦，都跟粮食亲。记得那时收麦子，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黄了麦子”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印象中，那时天还黑着，爹娘便拎着镰刀，踏着月光下地了。
娘割麦子快，手持镰刀弯腰揽麦，只听到麦秆遇刃的“嚓嚓”声，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娘说这样割麦，一来少起身，腰就少疼点儿；二来可以少擦汗，不直起身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那时，学校都放麦假，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我割一天的麦子，太阳烤，麦芒刺，晚上躺在床上，脸又红又痛，腰都不是自己的了。很多年后忆起割麦，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金黄的麦浪，交织着滚烫的汗水和弯曲的背脊……收一季麦下来，爹娘都会瘦一圈。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一仓黄灿灿的麦子，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
割完麦子，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拾麦穗。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爹会表扬我们：“你俩拾的这些麦子，够咱一家人吃上好几天了。”这样的表扬，比起那些“长高了”“懂事了”，更让我们开心。拾完麦穗后，地不急着耕，还要空上一个星期左右，娘说：“地里应该还有一些没有拾回来的麦穗，让鸟雀子叼干净了再犁。”
收麦后的第一顿馍，是我们最期待的。蒸馍前，爹挑水，劈上好的筋骨柴。娘揉面，做馍，上蒸笼。我和妹妹烧火，打下手。蒸笼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两个小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和妹妹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笼。娘心中有数，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不够火或者蒸过了，都不好吃。她一声“起笼”，笼盖一掀，那叫一个香啊！
可娘说，新麦下来的第一口馍是不能急着吃的。中午，太阳当头照，万物明朗。爹把一条板凳往太阳底下一放，把一屉热腾腾的馍放在板凳上。馍的热气袅袅升起，娘双手合十，嘴里祷告着。她双手从胸前一放下来，我和妹妹就跑上前，一人捧一个馍，因为烫，吹一口气，咬一口，嘴咧来咧去，手掂来掂去，不一会儿，一个钵头大的馍就下了肚。对于我来说，喷香的新麦馍一口气吃两三个根本不在话下。
在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在那与粮相依的岁月里，在爹娘的衣襟边，馍香仿佛能在胃里留存好多年，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就会热乎乎地翻腾起。
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冬去春来，风调雨顺，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喂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从土里到达肚里，才是它的归宿。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自然不敢浪费。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比如，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饭；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到不了人肚子里，也要到牲畜的肚子里；吃饭时不能敲碗，不能吧唧嘴；上学带的饼，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在梅雨季节，被褥、家具都会发霉，但粮食一般不会发霉，都保存得好好的。粮食，是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
老家鄂西北都是旱田，一年两季主粮，五月收麦，十月收苞谷。白花花的麦面是细粮，黄灿灿的苞谷是粗粮。家里来了客，娘都是擀面、蒸馍。苞谷是粗粮，一般不用来招待客人，除了自家人吃，还留一些给牲畜吃。每一粒粮食都到了肚子里，就连粮食的那一层外衣也是牲口的好粮，比如麦糠、玉米包壳。
那个年代，粮食不宽裕。有时接济不上了，或者家里来了客，麦子还没磨，都要去邻居家借面。我家靠面缸的那面墙上，像一面选举墙，借了谁家的面，就记下“正”字，欠几瓢就划几笔。家里磨了麦面，头等事就是还面。娘舀起满满一瓢面，再用一个小碗向上加，边加边轻轻拍实，直到堆出一道尖儿。我说：“借的时候是平平的一瓢。”娘瞪我一眼：“你懂啥！”还叮嘱我路上不要跑，别把面洒了。
我自然知道粮食的金贵，还面的路上，我弓着腰护着瓢，小心翼翼，生怕有风来。但偶尔也有尖塌了、风吹飞的时候，弄得我一身白。我家的面倒入别家的面缸时，“噗”的一声，会升起一小团尘雾，真是欢腾。还三婶的面时，她说：“你娘这个人呀，就是讲究！”在粮食紧缺的那些年，还面时的这道尖儿，让娘在村里有了个好名声。
如今，生活富裕了，人们不再借面，粮食逐年增产，种粮收粮也机械化了，但儿时与粮食的交情，让我学会了珍惜。
时代在变，人与粮食的关系没有变。后来我到了城里，虽然不再种粮了，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对粮食的这份情义和吃饭的那些规矩，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我的孩子，并在假期带她们回到乡下，体验种粮的不易。我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粮食要到肚子里。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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