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几代中国人的《新华字典》
彭薇
1950年8月，新华辞书社成立，魏建功任社长，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支持下，组织编纂《新华字典》。1953年，首本《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4年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一直由其出版发行。
从编纂之日起，这本小小的字典就被寄予一种文化理想：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修订者的名单中，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丁声树、金克木、周祖谟……其中，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担任《新华字典》的终审工作，这在中国辞书史上并不多见。后来，王力、游国恩、袁家骅、周一良等陆续加入《新华字典》修订者行列，有些学术权威担任的就是校对工作。可见，《新华字典》的诞生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工具书，它肩负了规范现代汉语的职责，也担当了扫除文盲的使命。
第1版的《新华字典》穿插了大量插图，从动物、植物到农业、工业、建筑等，配图栩栩如生，不亚于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当时，汉语拼音在中国并未普及，大家也不熟悉笔顺检字法，在后来的版本中，随着国民文字素质的提高，逐步加入部首查字法等。
“每个人的童年书桌上都有一本《新华字典》。”同济大学中文系教师沈鸣鸣博士说，《新华字典》是每个中国孩子的文化起点，熔铸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她记得，她拥有第一本《新华字典》是跨入小学校门的那一天，从此字典成了上学的标配。不少网友回忆，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是父母一页页翻着《新华字典》取出来的。
画家陈履生曾回忆和同学一起看《新华字典》的场景：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从中间看到头尾，从头尾看到中间，来来回回地看。同学之间甚至做起了猜字的游戏——比如，哪一页有什么字，什么字作何解释，有几层意思，以此为乐。他认为，这样的游戏“奠定了自己坚实的文学基础”。
《新闻联播》播音员李瑞英曾说：“我身边不离的一件法宝就是《新华字典》。有时候一些护肤品可以不带，但是我的包里必须装一本字典。”她说，这既是为了避免播报新闻时有不会念的生僻字，也是让自己随时有位老师在身边。对于《新闻联播》的主播来说，《新华字典》几乎不离身，如果出国或者出外参加公益活动，都会在行李里揣上一本。
《新华字典》第1版主编魏建功在编纂时曾说：“字典里，可以看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说话、写文章。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
《新华字典》的每一次修订，都反映了时代特点。上世纪60年代的版本，“主义”和“思想”的词汇特别多，70年代的版本，出现了简化字，90年代则大量收录了经济、法律、技术的词汇。进入21世纪，《新华字典》增补的新词里出现了“光纤”“光盘”“克隆”“基因”等，也都是当下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比较有趣的是，人们对《新华字典》的定价总结出了一条“猪肉定律”，即一本字典的价格与同时期500克猪肉价格基本相当。如1957年版《新华字典》定价1元钱，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6元，2011年版双色本定价24.9元，2020年新上市的12版双色本定价32.9元，几乎都与同期猪肉价格差不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为此感慨：很难说1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跟它具有同样价格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人。（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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