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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 数据库无法代替传统的史料学训练

新京报 2020-09-19 00:41 大字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作者:仇鹿鸣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古史辨》

编著:顾颉刚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21世纪初,数据库的出现与普及在史学界引发了不小的变动。传统的史料收集方法日渐式微的同时,新一代的历史学者赶上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原始红利。技术的进步对当下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读书时代正赶上学术写作的转型期

“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

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这一段话,常常被仇鹿鸣拿来引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人既是职业读书人,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理清事件之间的关系,消除思想中的矛盾,并对可能面临的质疑提前做出解释和修订。

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优秀的演讲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现那种具有张力的戏剧性,并以此吸引读者-听众的耳目。一个优秀的演讲家所说的话可能存在前后矛盾、语义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过声音、语调和情绪左右听众的想法。而优秀的历史写作也总是要抓住读者最揪心,最张力的触点作为起笔。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论据是有效的,也要让观点具有逻辑性,经得起读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台上的演讲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

作为学院派青年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鸣的历史写作生涯开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直博的经历让他接受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磨炼,同时也深感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写作者的制约。时下学术论文越写越长,大量材料反复堆砌的风气让他不以为然。无论史料和话题是否有趣,写作的首要目标是力求简洁而明炼。

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对话仇鹿鸣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关注的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改编?

仇鹿鸣:前段时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写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好由历史学家自己来完成。通俗不等于简单,不等于迎合民众,《万历十五年》、《叫魂》这样的作品,虽然产生了超出学术圈的效应,但也不能说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读者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体验也是不同的。

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较少写出这类有“出圈”效应的作品,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制度使然。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彻底区分专著与论文,很多学者的专著只是他们的论文集,有一些会做些修改,但不懂得如何写出有设计感的专著。考核和评级的压力让多数学者专攻学术论文,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如何提高写作技巧,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我的第一本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之所以受到历史圈外的关注,倒不是因为写作上的特殊技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国题材在中国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对于纯粹的论文写作,首先就是简练而清楚。由于数据库的技术帮助,现在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倾向越写越长,很多是大量的材料铺排。首先你需要让别人很清晰地明白你在谈论的问题,至于能不能写出有趣味的、让人觉得有吸引力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好的材料,再高明的写作技巧也是空想。

新京报: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历史学者,在搜集史料方面与老一辈的历史学者有什么不同?新技术的变革如何影响历史写作?

仇鹿鸣:需要承认的是,数据库的出现,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正好赶上这个转折的时代,当时《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正值上线,这么庞大的数据库,还可以让你进行全文检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数据库帮助我们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写出比较多的、质量还不错的论文。与我们的老师相比,我们积累材料时间比较短。过去,很多老先生都是用手写的卡片来积累史料,其实是通过手抄的方式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后来的学生就把相关材料抄下来,分门别类地放到自己的柜子里。在我们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其实老师还是建议我们要做卡片的,这就是过去时代认可的积累材料的范式。

信息化带来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我能够更快地确定哪些题目不能写。我们在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其实还有更多的题目已经被你自己否定掉了。这个过程对读者来说是看不到的。在过去,你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收集材料,最后发现原来的设想是完全错的。数据库提供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可以让我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总结这样一个题目,少走了很多弯路。

数据库的出现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过去的学者收集材料就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了数据库之后,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变得比较简单,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提出一个问题,发现前人已经证明过了,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取出更多的材料来强化这个观点。这种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相对来讲,史料价值有了明显的下降,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换句话说,数据库在降低了学者收集材料的压力之后,对学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如何更好地分析、利用、解读和批判史料。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还处在吸收数据库的原始红利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随之而来的弊端,就是很多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由于有了这个辅助工具,忽视了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的学术训练。因为数据库是超链接形式的,它是不断跳跃的,是碎片化的,而且是目的性很强的。如果数据库代替了传统的目录、史料学的训练,代替了文本精读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学术生产数量的增加,但从长远来说可能会降低研究的品质。

青年历史学人“我在看”

“高三时,我在一家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仇鹿鸣)

采写/新京报记者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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