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文学对于历史的“塑造”
□王长华
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是由一系列文学作品“塑造”而成的。
文人们在杨贵妃身上做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浩如烟海,但滥觞处却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
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来形容杨贵妃超凡的美；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叙说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描写了他们爱的情趣；“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表达了唐玄宗救不了爱妃的无奈。而诗的主题部分,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与他们爱情的真挚。
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互为一体,也将唐玄宗塑造为“情圣”,“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歌、传一出,“安史之乱”倒成了李杨爱情的陪衬,唐玄宗便无形之中逃脱了将国家带入战乱深渊的罪责,反倒成了一位情深意厚的“情帝”。
罗锦堂先生评价说:“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间之情爱,哀感顽艳,久为世人所乐道,陈鸿为之立传,铺写详密,神气生动；白居易又撰为歌辞,悠扬旖旎,情至文生,才调风致,独出流辈”(《长恨歌疏证》一九七一年元月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这即是说,在文学家的笔下,李杨故事是一段凄婉哀艳的爱情故事,而真实的历史呢?李木生先生经过对历史事件的条分缕析,为人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杨故事”。
历史是由一系列自成逻辑的事件构成的。
首先,是谁领导了“马嵬兵变”?李木生认为,“我最接近信服的,还是认同直接领导者就是太子李亨。这次兵变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太子李亨,他不仅从此走出父亲的巨大阴影,抢班夺权；更可以铲除一直威胁着自己权力乃至生命的劲敌杨国忠、杨玉环兄妹。”正是这次兵变,使李亨能够与父亲分道扬镳,一路收拾残军北上,并于一个月之后于宁夏灵武宣布即皇帝位,虚尊偏居蜀地的父亲为太上皇(实际是废了李隆基的皇位)。
其次,李杨之间的爱情,真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与洪升的《长生殿》所写一般,爱得死去活来?如果唐玄宗一心想救他的爱妃,能否救得下来?
以他老皇帝的余威与智慧,求高力士与陈玄礼放爱妃一条生路,应当不成问题；或者“故伎重演”,贬她重入佛门或道观进行深刻反省；第三条路则是以皇帝之威,直接与太子摊牌,你杀都杀了一干众人,我不说一个“不”字,但大敌当前,我要率领所有的幸存者抗击反叛者,挽救唐朝于即倒,当然条件则是他的爱妃必须活在世上；以上都不行,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保住他的爱妃,那就是与太子谈判,即刻让皇位于太子,不用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他只与他的爱妃终老蜀山碧水。但是皇帝就是皇帝,皇帝有皇帝的哲学,哪怕他是开创了所谓开元盛世的李隆基。于是,他的爱妃,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宛转蛾眉马前死”。
再次,“七月七日长生殿”上,李杨为何要盟誓?
在他们盟誓之前,杨贵妃有过两次被唐玄宗赶回娘家的记录。一次是在天宝五载七月(公元746年),即封为贵妃的第二年；一次是在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他们盟誓的前一年,“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对于被赶的原因,新唐书、旧唐书均未记载,不知是因为事小不足以记还是专门为皇帝避讳。直到宋人的《资治通鉴》,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是护着皇帝说女人的不是:“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
性格婉顺、且有文化素养的杨贵妃,都被逼得“妒悍不逊”,唐玄宗当是做下了有损脸面更有损情感的事情。是什么呢?已经无法考证,但从历来皇帝骄横荒淫的前后例子分析,唐玄宗肯定是做了有违盟誓的事情。事实上,帝王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情,杨贵妃与贵妃们,只是他的玩物而已——说得好听点,一个阶段的慰藉罢了。于是便有了贵妃的“妒悍不逊”,便有了长生殿的盟誓,也便有了马嵬驿的贵妃横死(李木生《书屋》杂志2018年第11期)。
李杨故事,是文学家对于真实的历史进行了“背弃”,但却获得了巨大文学成功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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