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社会下的恐怖主义 | 9·11恐袭
原创 三辉图书 三辉图书
编者按：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一架被劫持的美国国内航班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塔。17分钟后，另一家被劫持的波音767客机随着伊斯兰恐怖组织（AI-Qaeda）预先设想好的轨迹，撞上了同一建筑群南塔的南面。两座建筑在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世界贸易中心其余5座建筑物也因受震而坍塌损毁。而在距离纽约约400公里的华盛顿特区也未能幸免于难。9时37分，第三架被劫持的航空以高达530英里的时速于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自杀式坠毁，导致机上的6名恐怖组织成员以及所有乘客、机组人员死亡。
在纽约南面的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一架原计划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也在同一天遭到了4名恐怖组织成员的劫持。与前三架飞机不同的是，该机乘客在9点23分时收到了联行飞行调度员发出的警告：“当心任何针对驾驶舱的侵入，已有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在“若不反抗就必死无疑”的预判下，机上的乘客开始反击。该机最终以580英里时速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空地上，距离其原本极有可能的袭击目标——白宫或者国会大厦——仅20分钟的飞行时间。
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血流成河无疑给这个富足民主了百余年的国家当头一棒：这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行动，共计有高达2996人遇难。在此之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反思，当社会迈进到后工业化时期，当生产和通信网络同步“去中心化”时，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为本国国民提供安全？它如何应对一个灵活、机动、全球性的网络？与此同时，当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想象远大于其实际可能有的威力时，人们对政府职能的期待和与此相关的公共讨论，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事实上，在9·11事件后，美国人几乎在顷刻间将一切可以保卫美国的技术手段都“神圣化”了。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支持政府尽快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人数从8月民意调查显示的54%上升到了80%以上。此外，就导弹防御问题而言，当时执政的共和党同在野的民主党之间的分歧也几乎瞬间消失了。
19年后的今天，意想不到的灾害加大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不断撕扯的张力。因此，当我们回看那场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悲剧，会发现由恐怖袭击而引出的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也像幽灵般盘旋在我们的头顶。
后工业时代的安全感
文/贾尼丝·格罗斯·斯坦
译/杨晋
节选自/《效率崇拜》
美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后，战争的话语又一次响彻了后工业社会，应该说响彻了整个世界。但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与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战争都不同：它并非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可识别的敌手和已知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能够播下恐惧甚至恐慌的种子，但它不会也不能够威胁后工业社会的生存安全感。我知道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我的观点很难得到共鸣，听起来也不太舒服，但是我们在对抗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集体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却因为世界大战和冷战而受到了威胁。尽管纽约和华盛顿因流血事件而蒙难，美国的生存或者任何其他富足民主社会的生存却并不是需要争论的话题。
其他后工业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间也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恐怖主义者成功地给公众带去了恐惧，但是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物理毁坏。想看清楚反恐斗争，战争却并不是合适的透镜；想描述清楚反恐斗争，带着生存意象的全球战争语言也并不是合适的语言。
我们目睹了第一次针对后工业社会的大规模暴力攻击，使用的是其标志性的组织形式：网络。网络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最为普遍的组织意象和主流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一个历史趋势，”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指出，“信息时代主流的功能和过程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组织而成。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而且网络逻辑的传播在实质上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的运行过程和结果。”
全球网络一般而言都是高度的去中心化，有着不同的领袖分支，其运营具有高度自主性。命令控制式结构是一种严格的金字塔结构，它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与此大不相同的是，网络的形状是“扁平的”，领袖们得到授权，行事只需听从于最小化的指示和监督。比如跨国集团，或者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组织、医生或记者的网络，其运营范围广泛，却通常都十分敏捷、精干、灵活。这些网络依赖于疏于防范的多孔边界带来的易于活动性。
全球恐怖网络与这些通常和善而富生产力的网络组织具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它们只有在一个紧密互联的世界以及正在进行后工业化的社会里才能孕育出来。缺乏全球性的市场和全球性的通信、缺乏人口的广泛移动性、缺乏多元文化以及多样性的社会，这些恐怖网络就无法生存，更别说成功了。恐怖网络组织不敢说代代相传，其生命周期也往往长达数十年，而且借着后工业社会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兴旺繁荣起来，其跨越边界几乎如同产品和服务、知识和文化跨越边界一样轻而易举。恐怖网络组织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最为开放、文化最为多元的社会里以后工业组织形式运转时尤为如此。与此同时许多恐怖组织还像藤壶一样依附在宿主国家身上，以获得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它们依赖于国家的存在而实现自己的存在。当然了，与正规合法的全球网络不同，恐怖组织都是诡秘行事，通过非法和暴力勾当来达到政治目的。
全球恐怖网络给富足民主社会里的公民和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今天公民向国家求助，要求提供安全以抵制恐怖。然而，后工业社会公民新近打造的“更智慧”的国家如何提供安全呢？它如何应对一个灵活、机动、全球性的而且以恐吓平民百姓为目的的网络呢？一个活跃的恐怖网络是如何改变我们一直在聆听的公共讨论呢？是不是又一次改变了我们对国家，对公共产品，以及对作为公民的自己的思考方式呢？
面对全球恐怖网络，我们的集体回应里至少有一些粗泛的脉络已经很明显。预防以及遏制恐怖主义的策略利用了因全球化而变得可能的机构和网络。提升过的国际化管理，知识和情报的共享，全球金融机构和银行提供的法务会计服务，协调更紧密的国际警察和执法力量，以及偶尔有一定针对性使用的军事力量和秘密行动—所有这些都是漫长而复杂的反恐斗争的一部分。
在后工业社会里，回答这些问题的难度要高得多。开放、文化多元、基于知识的民主社会的众多基石遭到了恐怖主义的挑战。再度兴起的安全感需求使得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新方式显得格外突出。我们在重新设想国家的角色及其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方法时所使用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它正在变化中，正在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在引入一个更为智慧的、以新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这门语言同时还讲述了更为自信的公民的故事，他们坚持问责，珍惜权利而且作为正在累积的效力感的一部分坚持他们的选择权。
随着我们聆听关于医保和教育的公共讨论，我们听见了公民的声音，他们更加地不信任公共威权，更加自信博学，更加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些公民正在要求更强的问责制度以及更多公共产品的选择。我们同时听到了关于国家面貌的极为矛盾的意见：我们在离开国家向市场要效率的同时又折回到国家那里，甚至更尖锐地坚持问责。在后工业社会我们既想多看到一点儿国家，可也想少看一点儿。我们发现自己所谓的逃离国家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珍视权利的公民，我们却继续给国家一张强硬的——虽说是新近绘就的——面孔。
再次兴起的对安全感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直面效率、责任、权利和选择的语言。作为公民的我们现在又一次沉浸于对安全的关注，那么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使用这种语言？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公共讨论中一些语调的变化。在谈到国家提供增强的安全感的方式时，我们很少听到对效率的要求，在谈到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时，我们很少听到对成本效益的需求。效率的语言往往是政治议程穿上的外套，目的是限制国家，但是在我们面临威胁的时候，哪怕这个威胁还不足以影响社会生存，效率语言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在当今的大气候下，只提供市场所缺之物的国家似乎并不怎么招人待见。恰恰相反，我们对国家的重要性有了更新的理解。
我们也不怎么听到责任这个词，或者是相伴而生的关于衡量表现的标准之争，要知道这个标准可是支配着医保和教育领域的讨论。曾经广为公众接受的“无论国家经营什么，都会经营得很糟糕”的观点，在涉及的公共产品为安全的时候，就失去了效应。几乎相当于我们在面临一个有限的威胁时，心甘情愿地终止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无论政府的表现多么遭人诟病。我觉得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终将会再次听到责任的话语，但离现在还远着呢。
当前争论的焦点是安全与权利之间如何达成适当的平衡。此处的矛盾最为尖锐，因为即使总部位于别处，恐怖网络也必须在我们的社会里运作。我们的敌人不仅在敌方那一边，同时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内嵌在我们丰富的多样性中，因为我们的多元文化因素而不被人识。当国家转向社会内部，想要根除那些藏身于我们之中，以施加恐怖、暴力和惩罚为目的恐怖分子时，我们就意识到，潜伏于内部的敌人通常会给自由和权利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向恐怖网络“开战”，战场将会是我们自己建造而且珍惜的社会。面对与自己的冲突、与我们作为公民的生活经验的冲突、与我们构建的社会形象以及重新塑造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深困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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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崇拜
贾尼斯·格罗斯·斯坦 著
杨晋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点击书封即可购买）
在问责制、选择权、国民安全的岔路口
重新审视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话题
数世纪以来，效率一直是公共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古希腊人眼中，它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工业革命早期，亚当·斯密将其视作提升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时至今日，它则被奉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标，公民对其痴迷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从赤贫社区到富裕阶层，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被对效率的疯狂崇拜主导了。在关于重要公共产品的激烈讨论中，效率成了推进政治议程的重要代码；在面对无法兼顾的情况时，它帮助公民和政府做出取舍。后工业社会究竟有何特质，能赋予效率如此显要的地位？效率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追求效率？
国际关系学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直面后工业社会的这一迷局，通过与公民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教育和全民医疗保健这两个窗口，披露各个领域对效率滥用的现象；在国民安全的重大课题面前，她大胆质疑，进而破除了对效率的迷信。
原标题：《后工业化社会下的恐怖主义 | 9·11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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