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夜经济保驾护航
2020年夏天是刘阿姨在上海度过的第十个夏天。2011年，她还和丈夫在河南省信阳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过着打零工的日子。那年春天，有位在上海中心城区的清洁工同乡捎来消息说负责隔壁街区清洁的公司在招人，她没怎么犹豫，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就坐着火车来到了上海。
刘阿姨的工作地点在上海中心城区某知名景点，日常主要负责清扫地面、处理垃圾等基础的保洁工作。当问起她是否了解今年夏天这座城市中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夜经济，刘阿姨想了一会儿说：“外滩枫泾路那边是不是有啊？我好像听人提过说晚上人很多，我们这儿本来晚上人就多，七八点人就多了，好多人拍照，到我下班都还有人。”
因为是景点的缘故，刘阿姨的工作地点成为了上海城市夜生活地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天数都人满为患，夏天更是游人如织。“今年可能就是因为疫情吧，人少了一点，之前有时候挤得要命，我们想在花坛里捡个垃圾都插不进去空儿。”
与许多上海的外来打工仔一样，刘阿姨虽然工作在中心城区，但依然选择租住在外环边房租相对便宜的区域。她的房间在一排两层民建平房的二楼，月租大概一千出头，邻居也都是和她做着类似工作的外乡人。
刘阿姨负责区域的清洁只有早班和下午班，早班从5:30开始，需要冲洗地面，刘阿姨现在被安排在下午班，工作时间为每天的1:30-9:30，需要清理垃圾桶。大概晚上十点钟，她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骑着自行车赶往地铁站，搭乘地铁回家。
“肯定累啊，两三年前我们还裁员了，把三人岗裁成了两人岗，每个人要打扫的区域大了就更累，但是我们也习惯了。”刘阿姨表示，因为同事们的年纪都不算小了，有时候会“偷懒”。“太晒了就跑去阴凉的地方坐会儿，刷刷手机。”不过，按照规定是不可以“偷懒”的，如果被发现，轻则扣钱，重则停工两到三天，“其实就是扣工资，少拿钱。”
刘阿姨的月薪由两部分组成，底薪3000元，加上加班费之类的补贴，每个月到手有四五千元。“加班没啥好选的，我们这一行也没什么双休日，每天必须得上班。”
事实上，不止是没有双休日，刘阿姨和同事们在节假日也几乎不怎么放假，别人的节假日恰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但是，公司每年均会组织员工到上海周边旅游，今年也组织了出游活动。刘阿姨没有参与，“去三天回来还要再补三天早班，划不来。”
在上海工作的十年，每年的春节刘阿姨都要在工作中度过，今年，她终于要到退休年龄，计划先回老家过年，然后再到上海找找同乡，介绍自己去私人公司做保洁，“等真的干不动了再回老家。”
像刘阿姨一样穿着淡蓝色工作服的市政清洁工其实散布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从身份上看，她与其他区域的清洁工唯一不同可能只是在于，工作地点的特殊区位使她成为了维持这座城市夜经济活力中的一环。
2020年8月23日安义夜巷，王芳50多岁，平时从事市政绿化工作，周末调班到夜市，一天工作约13小时，一小时工资14元。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王叔叔也是一名在上海中心城区工作的清洁工，与刘阿姨不同，他的工作单位是一家私企。在这座城市大力发展夜经济之前，他和同事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私企楼宇和庭院的保洁工作。但是随着去年上海逐渐重视夜经济发展，各类夜间市集横空出世，王叔叔所在的私企也加入了夜市大军，在庭院里设置摊位定期举办夜间集市，由此，王叔叔就被分派到夜市负责清扫和垃圾回收工作。王叔叔每月的基础工资为两千元左右，工作时间也是每天八个小时，没有双休日或节假日。但现在因为夜市的存在，他需要加班一到两个小时至夜市结束，以完成当日的清洁工作。如此一来，王叔叔每天下班的时间更晚了，但是公司会额外计算加班补贴，标准为每小时21元。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负责夜间集市清扫的除了王叔叔这样的固定职工，一部分的保洁和安保业务还被外包给了其他公司负责。这些“临时工”也都遵循和王叔叔一样的排班表，与固定职工一起分摊夜市的保洁工作。
夜深之后，人流散去，上海市街头的刘阿姨和王叔叔们就会开始进行最后的清扫工作，等一切都变得干净整洁，他们再趁着月色各自回家。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2020年8月23日安义夜巷，仝莉以前从事餐饮工作，受疫情影响，年后在静安嘉里做保洁工作，比之前辛苦许多
其实，夜经济的繁荣除了需要消费者与经营者参与，负责维护工作的人员也必不可少，他们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刘阿姨与王叔叔，还有负责夜间交通与安保的警察、巴士司机、轨道交通工作人员等等。正是因为有了无形的他们，人们走出家门参与夜经济时的出行才更加便利。然而，这些人往往又是难以享受夜经济的群体，尤其对于刘阿姨与王叔叔这样薪资远低于上海市平均工资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很难成为夜经济的消费者群体中的一员。
2020年8月23日安义夜巷出口处，经过夜市的市民向保安问路。
如何保障夜经济工作者的身体与精神健康？如何提升夜经济工作者的生活质量？事实上，大多数夜经济工作者在工种上均属于轮班工种，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的定义，轮班工主要指在惯常工作日8:00至18:00工作时间以外需要工作的劳动者。这一工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满足提供24小时服务和产品的企业以及政府的需要。学界关于轮班工种的身心健康问题早已有所关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学者Wickwire等人曾就轮班工作对睡眠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发现轮班与认知功能障碍、生活质量降低甚至癌症等问题均有直接的关联，相当大比例的轮班工人会出现昼夜节律性睡眠紊乱。长此以往如果工人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可能还会在工作中业绩表现不佳，甚至诱发事故，为雇主带来麻烦。
24小时经济社会需要轮班工种，虽然劳动法对每日及每周工作时长有相关规定，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合规的工作安排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轮班工种的心理健康。而且，每日轮班给工人带来的疲劳也会使得轮班工种的雇主承受不必要的损失。斯坦福大学学者Pencavel曾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如果周日不让工作者休息一天，则会造成约10%的产出损耗。
不过，轮班工种的身心压力通常是隐形的，对心理学家和医学从业者来说，这种压力甚至很难测量。原因在于，只有有着较好心理承受能力的工作者才能从事这项工作，而身心出现不良反应的工作者大多会被调至规律上班的岗位，也可能就此被辞退。这种情况导致大多数有关轮班工种身心健康情况的调查都会面临“健康工人效应（Healthy Worker Effect）”的难题，研究者只能接触到“优胜劣汰”后的群体，出现生理和心理问题的人无法被调查所覆盖。
对于改善轮班工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有学者建议政府及企业应对轮班工种提供医疗监督与咨询服务，关注劳动者的睡眠、消化、代谢和心血管健康，并提供适当的职业保健服务。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中对发展夜间经济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作出了安排，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通过调整市政工作安排等方式为夜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
但是，目前关于配套措施的讨论多集中于政策、产业、设施、宣传等角度，很少关注夜经济中劳动者的工作境遇。对于刘阿姨和王叔叔们来说，夜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是否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他们是否存在身心健康问题？
这些身体力行维护夜经济有序发展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到底如何，值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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