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
史良昭
“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不见于《三国志》，纯属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发明，它却揭示了人际关系中的一条定律，即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会在偶然中受到另一人的制约。拿苏轼来说，这个“另一人”就是王安石。正因王安石的变法，才有了北宋后期新旧两党的党争，它不仅表现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还引起了各党内部派系分裂的连锁反应。苏轼从宦四十年，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党派斗争的漩涡中度过的。
苏、王之间感情不和，据说从老苏开始就埋下了种子。在《古文观止》中读到苏洵的《辨奸论》，便是导火线之一。他在王安石变法前十来年，便预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影射王安石“为天下患”，这确实令人惊奇。因此清人李绂、蔡上翔力主《辨奸论》是邵伯温的伪作，然而宋本《乐全集》苏洵墓表中却实收《辨奸论》全文，显然早于邵伯温的时期，因此《辨奸论》的作者问题至今仍属悬案。不过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刚拜相时，便有御史劾他十大罪，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可见当时具有“先见之明”的并不止老苏一人。
在王安石变法上，拥护者同反对者的是非曲直，历史学家自有结论。不过依笔者的愚见，却拟取一种“中庸”的看法。好比屋角里存放了几十年的大柜子，不搬动则将蛀空，搬动了又可能促其速朽，搬与不搬都不能说哪方绝对正确。物理学上有所谓“惯量”的概念，即质量越大，惰性及惯性亦越大，何况像国家、社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积重难返，变法谈何容易！苏轼对社会改革主张渐进，但他在熙宁初监官告院任上，反对青苗法及修改贡举法，上神宗万言书，俨然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熙宁四年（1701年），范镇欲荐他为谏官，便引起了变法派的不安，于是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首先发难，弹劾苏轼扶送父柩回蜀时贩运私盐、木材，王安石还拘捕了篙工水师询问。尽管查明纯属子虚，而东坡却也不得不因此请求外补，倅官杭州通判。“岁恶诗人无好语”，“耳冷心灰百不闻”，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愤懑的。
王安石行新法中的最大错误是用人不当，所谓“一传而得吕惠卿，再传而得蔡确，三传而得章惇，四传而得蔡京，五传而得王黼”（见张九成《尽言集序》），几乎都是打入《宋史·奸臣传》的人物。其中蔡确就是靠兴冤狱起家的，王安石罢相后，冤狱更是扩大到文字得罪的范围。新党蜕变为党同伐异的集团，故在“乌台诗案”中将苏轼下了大牢。此风一开便收刹不住，十年后蔡确作《夏日登车盖亭》十首，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想不到也被旧党揪住辫子，仿制出“车盖亭诗案”，结果蔡确被贬新州而死于贬所。古人云“佐饔得尝，佐殴得伤”，这也有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意味了。
撇开东坡与王安石的政治对立，在文学上两人却可说是“文人相重”的。王安石的诗文成就确实了不起，南宋时将靖康之耻的责任追究到他头上，出现“不管炮石，只管安石”的风气时，《王荆公文集》仍然是书坊中的畅销品。近代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提到，旧时读书人有两人的著作是不传之秘，“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一个是钱谦益，另一个便是王安石。
苏王两人“惺惺惜惺惺”，集中表现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金陵的会见。当时王安石已赋闲家居，东坡则刚从黄州谪所召还。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两人同游蒋山（钟山），谈禅说诗，相处了好几天。东坡次韵和了王安石的四首绝句，下面是最著名的一首：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的原唱为《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表现出一派闲恬的情怀。苏轼的和诗，则揭出了在这闲恬背后的孤寂的一面。当时王安石老且病衰，爱子新丧；神宗对他实已失去了热情，新党内部吕惠卿又肆行反噬：他晚年的心境是苍凉的。他劝东坡卜居金陵，好时常过从，也是实有诚意的。东坡“从公已觉十年迟”，是说自己早该像王安石那样退归田里。这是对老人的善意的抚慰，但本身仍是一种婉拒的表示。
人们常据此诗作为苏王两大伟人彻底和解与倾慕的例证，其实恐怕未必如此。从东坡的方面说，本来情怀旷达，他曾自言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伴卑田院（贫民收容所）的乞儿；王安石居相时，他从不干谒，下台后又能不计前嫌，这本身显示了与炎凉世态截然不同的高风亮节。金陵相会的诗文往还，体现了这种君子之交的坦诚，却也多少含有礼貌的因素，东坡后来给王安石信中“某游门下久矣”的客气话便是一证。不过命运在偶然中规定了两人相互关系的制约与纠葛，却又安排出一段友好的会见，这未始不是一段富有兴味的文坛佳话。
（摘自《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的诗词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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