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何处是：武汉访友记
日前看到武汉人清华李义天教授在武汉疫情时刻写下的忆旧励志文字，我想起自己亦曾有一次武汉游，在这特殊时刻因陋就简写下来，也算是有点儿特殊的况味。
是2017年的深秋，我到武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所以与会，一是自己此前从未到过武汉，正可以趁此游新地兼访旧友；二是打算乘便为《哲学分析》找找稿源——那时杂志尚未进C，来稿并不富裕，主事者也希望利用我这个“特邀编辑”之“判断力”，在有限的“人脉”内达成最高之“性价比”。
说到访友，那时似尚未晋级“网红”的武大哲学系苏德超君可算是我的“旧友”，虽然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当年是因为美国哲学家卡茨（Jerrold J. Katz）《意义的形而上学》一书的翻译，我经人推荐找到了苏君。译著出版后多年没有联络，此次赴会前我也并未给他预告，但是当第二天中午我们在餐厅遇见时，似霎那间就有点儿“旧友”的感觉了。苏君慷慨地约我下午时间合适时，就带我去逛逛传说中的武大校园。果然，那个时间点到来时，苏君就准时驱车载上我，穿过同样是传说中的东湖，直奔珞珈山而去了。
苏君是一个极称职暖心的导游，对我可谓“倾其所有”。我们赶在下班时间到来前参观了最具标志性的老图书馆和二楼的校史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吴于廑和唐长孺两位先生的合影，二是齐邦媛教授大学时代在珞珈山的留影——我不知道这帧此前只在《巨流河》中见过的照片是何时开始陈列于此的，猜想应该是在《巨河流》风靡大陆之后吧！
在校史馆边上有一尊出现于《巨流河》中的闻一多先生的雕像，我还让苏君为我拍了一张与雕像的合影。一多先生是武大文学院之创院院长，虽在武大任教时间并不长，但据说是珞珈山的定名者，有点儿类似于未名湖乃出于钱宾四先生之提议。据《闻一多年谱长编》引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译者、同样出现在《巨流河》中的方重先生《回忆武大》一文的话：“讲到珞珈山这个名称……若要追溯此名之由来，在我的回忆之中则首先要提到诗人闻一多……当初他题这个名称曾和我以及其他几位旧友谈论过。我们都一致赞同，认为这也是诗人的灵感之一。因而珞珈山之名就此沿用至今。”
《巨流河》的读者应该都清楚，此书第五章题有一节主要刻画的就是闻一多。但是如果没有对照过繁简两个版本，就会忽视简体版实际上删去了此节最后两段文字。作者后来在一个同样在三联出了简体版的访谈中说：“我不愿意删但他们删了的，只有关于闻一多那两段”。
这里无法介入这段“公案”，而只想引用作者本人所编的《洄澜：相逢巨流河》（三联书店2016年）中所载一封读者（其身份是一位退伍老兵）来信中的话：“关于闻一多之死涉及学潮，您先赞叹同情，接着以史观质疑，再加温厚批判，非常精彩，确有独到卓越之处。您谦虚期盼，有关闻一多历史问题，似值得两岸学术界检讨研究。在下老兵以为，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终至文革十年悲剧之所以引爆，已是无可逆转，没有学者敢碰，翻老帐也没用，徒劳无功！即使蒋、毛两位，都算人治威权，恐怖早已随风而逝，过渡性劳卒任务已完成，功过比例，后人自有公论。闻公自刻其愚不可及，不值得幸存者再去烦他。”
老图书馆的前面是一个大平层，或者就是武大那个鼎鼎有名的大屋顶，夕阳西下时分，在那里坐观湖山之胜，正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大概只有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所描写的天街差堪比拟。从那如天梯般的石阶下来，就是著名的樱花大道。虽然眼下并非樱花季，苏君还是热心地让我在那道上摆拍了几张。从那里一路下行，直到东湖边的校门，正赶上傍晚的交通高峰。事先约好，当晚我还要赶去与苏君一样在武大哲学系任教的程炼兄会面。苏君为我想得很周到，特意安排了一位学生在校门口等我。
在那位学生的向导下，天墨时分，我们终于赶到了程炼兄的公寓。如果说我之认识苏君乃是缘于一项成功的译事之约，那么我与程炼兄之相识则是基于一项失败的译事之约，虽然那桩译事并未成功，所幸“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从此算是成了朋友。此次赴武大会议之前，我就把自己的行程告知了程炼兄，他回应相约当晚一起喝酒。果然是有诚意有准备，他还约了华中科的汤志恒君，汤君又带了一位朋友，众人在其公寓会合之后，程兄就带着我们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酒馆，看得出来，这大概要算是他在武昌的“御用饍房”了。
以酒助兴也好，好酒无量也罢，一起喝酒主要也就是为了聊天，而且纯粹是那种闲聊。虽然当年译事“买卖”未成，但此夕我们席间似乎仍然谈到了翻译。作为《现代性之隐忧》的译者，程兄颇喜考究字句，咬文嚼字——至今仍颇自得于以“隐忧”译malaise，正如我之自得于以“欲迎还拒”译reluctant。我偶然谈及当年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译NYU哲学家Peter Unger之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一书，程兄闻听期期以为不可，认为宜直译为《活得好让他亡》，而汤君则以为不妨译作《醉生梦死》！谈到在武汉的生活，程兄似颇为满意，以为它既远离北京那样的经济中心，又远离上海那样的商业中心，背靠珞珈，俯瞰大江，正是读书思考的好地方。
从酒馆出来就已近午夜，按常人的作息，也差可归安了，但程兄兴致正高，大概对他来说，时间才刚刚开始。他热情地邀请我和那位陪同我的学生一起到他公寓欣赏其高级音响，但我于此道是外行，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他那满架满架的英文哲学书。我开玩笑他该是把美国二流哲学教授的书都给搜全了，而且大部分是初版精装书！
看着我流连书架的样子，程兄片言只语地提及他当年的搜书热情，然后扔下一句：我的书架上没有政治哲学书！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那年在北京初见时的聊天，他有些急切地告诉我，自己在RICE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公民共和主义的，这就又让我想起了早年在《学人》上读到过他的一篇题为“为国而死”的文字，这应该与肖阳教授当年的那篇“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中译”同为悼亡和反省作，于是当时初读的那份突兀感也就随之烟消而云散了。
结束第二天上午的议程后，仗义的苏君安排他的弟子陪我去江边观光，虽然并未登上崔颢的黄鹤楼，但江边坐观武汉三镇就已经是够有气势的了。看完汉江和长江之合流处，在江边的老街排队用完武汉小吃，就在江堤上闲逛，江水并不清澄，太阳依然耀眼，我们参观了长江博物馆，看到主席畅游长江的大幅巨照，联想到自己在岛上小水库中的反弹琵琶，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地笑了出来。
因为在老街上没有找到像样的书店，苏君的弟子还特意带我逛了城里的两家其实无书可淘的书店，并陪我去了一处湖边森林公园，我们在那里，在东湖边，一直流连到黄昏时分。晚上，苏君要和他的两位同门，同是邓晓芒教授门下的杨云飞君和包向飞君一起在东湖深处的一处农家乐请我喝酒。
说到晓芒先生，我就想起来苏君还告诉我当天下午他的老师在大会闭幕式发表了一篇很劲爆的从康德哲学批评儒家为乡愿道德的报告。苏君知道我此行有约稿重任在肩，马上自告奋勇地说，我去问问邓老师能不能把稿子给《哲学分析》？我闻听一边有些“惶恐”：邓老师这样的名家的稿子恐怕早已给“名刊”抢走了吧，一边又有些信心：邓老师这样的名家应该是不太会在乎例如《哲学研究》与我们的《哲学分析》之间的“鸿沟”的——须知《哲学分析》创刊时，总编先生放出的“豪言”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以发表谁谁的稿子为荣，而是要让谁谁以在《哲学分析》发表为荣！——壮哉斯言，壮哉斯言！但是理想是温柔的，现实却是残忍的：果然，苏君不久就遗憾地告诉我邓老师的稿子已经被某“权威”杂志抢走了！
好在，没有“抢”到邓老师的稿子也并未太影响我的心情，而且，更要紧的，在眼下这幽深的东湖一角，貌似与席的几位邓门弟子都自带了美酒来，只有我是两手空空的，大家虽然都是初见，但却海阔天空，相谈甚欢。看着他们兄弟怡怡的样子，我一边有些羡慕眼惹，一边也有些“移情”“神入”，酒酣之中，竟几误以东湖为西湖，差欲认他乡为己乡了。只是当他们把我送回入住的宾馆，深夜一人在附近静寂的小道上散步，遥看江城圆月，孤悬在天，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落寞才又重新浮上了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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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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