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启德院士：医患矛盾是医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次疫情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医患关系，因为矛盾根源没有改变。
●医疗效果越好，医患矛盾反而越大。
●我国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相去甚远，医疗要求却向它们看齐，自然难以满意。
●我非常担心，新冠疫情过后大型医疗机构会迎来新一轮扩张。
●以为有了技术就可以包打天下，这比病人对医学期待过高更危险。
“2020年的这场疫情伤害了很多人，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网友的这条评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医生和患者曾被看作是“两个世界”的人，这场疫情仿佛让他们深入彼此的世界，感受对方的温暖有光。
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审视中国的医患矛盾究竟存在怎样的生存背景？曾经割裂的医患关系是否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治愈”？
《中国科学报》：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公众对于医学的认知会发生变化吗？它会成为医患关系改善的分水岭吗？
韩启德：这场疫情让我们对流行病、对健康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对医学整体的认知未必有多少增进。没有特效药、疫苗研发艰难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老百姓了解到医学有自己的局限，但我也担心，在宣传我们良好的疫病防控和治疗成效的过程中，老百姓会不切实际地把医学和名医捧向更高的“神坛”。
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历来具有在大势面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无论是新冠还是当年的SARS，医护们都是用自己的血肉身躯挡在亿万民众与病魔之间。这段时间，由于各种媒体传播，他们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了英雄的形象，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尊敬与掌声。
可是，过去舆论也不乏医者仁心的动人故事，类似的宣传从未停止过，老百姓并非看不见，但医患矛盾却始终存在。事实上，对医患关系的真实感受，是老百姓在每一次和医院、医生、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旦疫情过后，医院运营恢复常态，真实的医患关系也一样会回到常态。
我认为，这次疫情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医患关系，因为医患矛盾的根源没有改变。
《中国科学报》：医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鸿沟难以缩小，在现代医学体系下，病人很容易被“知识权力”操控。知识权力是造成医患关系割裂的根源吗？
韩启德：知识权力自古有之，只要医生存在，他们和病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永远不可能消除。
在医学史上，从希波克拉底到张仲景、孙思邈，崇尚医学、尊重大夫是古今中外源远流长的民情民意。中国的医生就算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在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初期，甚至在“十年动乱”无章无序的年代，都能始终保持与患者和谐密切的关系，医患之间往来不见尘沙，相处不闻杂音。所以，医患关系割裂必然不是因为知识权力的存在。
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医学不那么发达的过去，为什么医患关系反而很和谐？
从2000多年前医生这一职业诞生之时起，它就是一项高贵的事业，往往只有“贵族”才会选择。
何为高贵？就是一旦你成为了医者，你就不再是一个“常人”，除了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外，更重要的是拥有高于常人的道德品格，要有悬壶济世的情怀，要有“菩萨心肠”。社会评价也认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所以，医者在长期的教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觉。
因此，他们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道德操守和仁慈之心，即便治不了病，也会给患者带去很多抚慰，医患关系自然是良性发展的。
《中国科学报》：所以，现在医者身上的“贵族”气质正在消减？
韩启德：的确如此。
在一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医院，我们仍然能够从医者的举止行为中感受到道德教诲的影响和传承。但在很多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这种气质就比较少见了。
医生和教师一样，是今天极少数仍被社会公认为“神圣”的职业。如果只把行医当作谋生的手段，那么他一定不是个好医生。医生面对的是生命，在任何时代，医生的道德要求都不能降低，否则加上信息不对称，医学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我不认同因为工作太苦太累，或者在医患关系中受到委屈，就可以怠慢患者。只要见到病人，就必须同情他们，就要爱他们，就要竭尽全力救治他们。
也正因如此，一个国家应该让最优秀的人去成为医生、教师，如此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这些职业对他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地位和体面的待遇。不得不说，尽管国内医生的待遇较以前有了大幅提升，但仍然不够，大医院与小医院之间、大医生与小医生之间的待遇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造成医患关系割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韩启德：我们要厘清一个事实，医患矛盾不只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医患矛盾加深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的深层次原因，恰恰是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
从医学进步来看，首先，一个多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医学技术带来了医疗模式的根本性变化。20世纪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患者与医生往往是一对一的熟人关系，即便看不好病，也不会产生过激的矛盾。医疗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去医院看病成了主要渠道，医患之间成了陌生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随之下降。
其次，医疗效果的提升导致病人的期望值大大提高。假设过去只有20%的病人有机会治愈，而现在80%的病人都可以，按理比起以前来，现在的人应该满意了，但实际情况是相反的，这就是期望值提高后产生的结果。当没被治愈的成为少数，就更容易产生心理不平衡。所以，医疗效果越好，医患矛盾反而越大。
再次，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生把几乎所有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了技术上，跟病人的相处则被放到了一个次要位置，医生与患者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过去，大多数医学难题是医生解决不了的，他们只能花更多精力去安慰患者，反而更能满足患者的内心需求。
第四，现代医学技术提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医疗成本和价格大大提升。费用的增加使得病人所承受的压力倍增、满意度下降，这又会加剧矛盾。
除此之外，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带来了很多原本没有、现阶段又无法解决的伦理难题。比如在器官移植中，接受供体的优先顺序如何设定；生命辅助技术到底该不该使用，使用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在遗传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先天缺陷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救……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问题，使医患之间产生了更多分歧。
《中国科学报》：没想到，医患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居然是医学的进步，那社会进步又是如何影响医患关系的呢？
韩启德：“社会进步”使得“病床边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医学发展至今，疾病治疗已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事了，律师、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企业家都围绕在医患之间，矛盾也越发复杂。
一个关键的转折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民权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等，普通老百姓要求的权利越来越多，其中包括知识不对等前提下病人权利的诉求。法律、律师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医疗案件，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病人的知情同意权。病人及其家属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医院才能实施手术，它可以保证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医患平等的表现。
此外，由于医疗过程中涉及生命维持系统如何使用、弃婴如何处理等问题，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甚至哲学家也纷纷加入，他们关注的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还有政治的介入，在西方的选举制度之下，汹涌的民意可以绑架政治。典型案例就是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高涨的抗癌运动期间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动员全国力量，要在短期内战胜癌症，可最终以失败收场。
药企对医疗的涉入和干预更是毋庸置疑的，它们与医院、医生之间的不健康关系常常是触发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更多陌生人介入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对患者而言又是一把双刃剑。
以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为例，本身是保护病人权益的重要举措，但实际上却往往会加深医患之间的矛盾。例如病人已经神志丧失，直系亲属又没在身边，谁来签字？不签字不能做手术，往往由此贻误病情。知情同意规定任何风险都要告知病人，病人不懂医，惊吓之余还要自己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常常造成病人十分纠结乃至受到伤害，由此引发医疗纠纷。过去，病人全权交给医生，当然如果医生不负责任，可能造成对病人的伤害，但多数情况下，医生感受到的是责任，而病人没有被迫做出决策的痛苦。
在发达国家，由于法制的完善和整个支撑体系的强大，以及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底色，老百姓可以相对适应这种复杂的医患关系。但在快速转型的中国，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处理好各种关系，医患之间自然会出现各种问题。
《中国科学报》：除了医学和社会进步这一共性问题，中国的医患矛盾是否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
韩启德：首先中国40多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大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别人有的技术我们几乎都有，病人能够看到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救命”，无奈优质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我国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还相去甚远，老百姓对医疗的要求却向发达国家看齐，自然难以满意。
其次，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严重不合理。由于缺乏分级诊疗系统，优质医疗资源大量集中在大城市的少数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治疗水平、服务水平低，病人都涌向大医院。大医院即便拼命扩张，也赶不上病人增长的速度，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服务很难使群众满意。而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水平更难提高，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我非常担心，新冠疫情过后大型医疗机构会迎来新一轮扩张。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大力扭转，必须下定决心把资源投入转向基层，而且必须投放到基层的“人”上，而不是投给设备，从而引导更多好医生到基层工作。一旦中国能够建立起分级诊疗体系，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我相信可以大大改变现阶段医疗资源分配的巨大弊端，进而使得医患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此外，我们医保的概念与定位不够准确。中国的医保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目前至少覆盖到了全国95%以上的人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问题是分级诊疗被打破、大医院无序扩张、医疗成本高昂，这与“低水平、广覆盖”的医保制度是不匹配的，进而引起老百姓对医保的种种不满。
这些问题多是转型时期我们发展迅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无法迅速适应的结果。现阶段，上述问题交织在一起，是造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中国科学报》：现阶段，除医药卫生制度改革以外，我们可以为改善医患关系做哪些努力？
韩启德：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制度改革确实是改善医患关系最根本的途径。除此之外，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制，对医闹、伤医行为绝不姑息，这是底线，不能触碰。
要更加广泛和深入开展医学科普，让老百姓正确认识医学是什么、什么是医学能够解决的、什么是医学不能解决的，降低对医学不切实际的期待。
在理解医患关系时，虽然医生与病人是伙伴关系，理论上不存在谁强势谁弱势的问题，但在微观现实层面，需要医方特别是医生做出更多改变。其中就包括医生要增强医学人文素养。医学人文是战胜“医学现代性困境”不可或缺的环节。
到底什么是医学人文？简单说，就是对生命与人生价值的认知、对医学本质的认识。不知死，焉知生。人如果没有把死亡看透，对生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当然，一个人如果对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死也就了然了。
医者要和患者成为由生命串连到一起的朋友。患者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者，而医者则把减除病人痛苦、挽救病人生命当作自己的天职，编织起一种神圣而亲密的关系。
《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曾经批评当下，“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在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目的和价值，甚至个人的痛苦”。“医生和“消费者”一样成为了技术至善论者，他们被锁定在渴望创造雄心勃勃“能做，必须做”的幻想中，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个把自己看作科学家的医生，而不可能培养出病人通常需要的、能关心人的医生。”
罗伊·波特是在提醒医生，如果你把技术当成了唯一对抗疾病的武器，以为有了技术就可以包打天下，这将比病人自己产生对医学过高的期待来得更危险。
其实，“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如果每一位医者都能时刻践行“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患关系就能保持理想的状态。
《中国科学报》：医学人文又该如何落地？
韩启德：叙事医学是让医学人文落地的举措之一。
叙事医学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遵循叙事规律所践行的医学，叙事医学强调医者“认识、吸收、解释”疾病的能力，以及易受疾病故事感动的同理心，它不仅是落实医学人文的一个手段，也是改善医患关系非常重要的方法。
如果我们认同“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那么尤为重要的就是关注病人的内心活动。实际上，每个疾病背后都有触动人心的故事，作为医生，你是否愿意花时间去倾听、去了解。
叙事医学其实就是借用文学中的叙事方法，通过了解病人完整的、细致的、独特的故事，解开隐喻的部分，从中梳理出合理的结构，分析得到关键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节点，最后形成文本。叙事医学特别强调病人自由倾诉和医者专业倾听的重要，医者在任何时候都能尊重病人的悲痛。
面对每个病人特有的故事，能够理解、沟通，能够与医疗手段融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学习和体会。
最直接的训练方法，其实就是真正用心去分析几个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把他们在该过程中正规病历以外的细枝末节、心理过程乃至家属的感受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真正把自己融入故事里，回归到自己和病人的关系——一种完全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份充满温情的叙事医学病历（平行病历），从而指导和调整自己跟病人相处的方式。
有了叙事医学的训练，即使现在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只有10分钟，只要医生加强沟通能力，多一点与病人的同理心，也一定可以比过去做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在当下的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仍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吗？
韩启德：现在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接受，正在得到加强。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了医学人文学院，包括了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律、医学心理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内容，致力于医学生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教育教学。
但我始终认为，医学人文光靠传统的课程教学是无法全面涵盖的，因为人文无法被简单地分解为某些特定的知识和技能。人文是一种情怀，它是熏陶出来的，是感受出来，是领悟出来的。
因此，未来我们的课程设计重点不在于知识的传播，而是根据临床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挑选议题进行课堂讨论，并应用多学科知识和技巧，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也希望我们的医学生能在日常学习中主动提升自己的感受力，通过各种途径去理解什么是“人”。文学作品书写的就是人性，因此我也非常提倡医学生能养成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习惯。
（原题为《韩启德：医患矛盾是医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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