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
2020年6月，《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发表了针对跨性别人群的歧视性言论而遭到了该群体的抵制，部分网友更表示要通过封杀和“取消”来惩罚罗琳。事实上，近几年来许多名人都因发表争议性言论而卷入舆论漩涡之中，针对名人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也愈演愈烈。而在7月7日，150多位文化名人在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刊登了一封以“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以批评取消文化。一些批评者认为，取消文化是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压制和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其本身并不会带来积极意义上的进步；而在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看来，取消文化是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手段，是一种反抗歧视的方式，也将会带来社会舆论风向的转变。另一方面，据调查显示有近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取消文化已经过火，比起关心受到歧视性言论伤害的少数群体，人们似乎更加同情遭到取消的个人。
带着以上思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请他分享关于取消文化这一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在林垚看来，取消文化本身具有其正当性，并非所有的取消文化现象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而针对取消文化是否过火的争论，林垚则表示我们需要看到其背后暴露出的对于员工利益保护不力的法律问题。这一场围绕取消文化展开的斗争，也反映出了网络时代普通人与精英之间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J.K.罗琳因为发表了针对跨性别女性的冒犯性言论而被网友呼吁抵制；而欧美社会关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争论也是愈演愈烈，多位文化精英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发表了《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来批评取消文化。甚至向来不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总统奥巴马也罕见地达成一致，发表了针对取消文化的批评。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取消文化是一种噤声和封杀，是让持不同意见者屈服，是对言论自由的冒犯，同时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意义上的进步；另一些声音则认为取消文化是弱势群体发声和斗争的合理手段，请问您如何定义取消文化？它又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林垚：我觉得可以把取消文化定义成一种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来对某一类言论或者表达构成压制、反抗或者制衡的做法。当然，这样的定义是很宽泛的，我们也要考虑人们是以什么形式在用社会舆论去构成反抗、制衡、压制，这样的行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部分人口中的取消，是通过对你的公司施加压力，让它把你开除。但也有些人表示，取消文化无法真正地开除名人。比如罗琳的粉丝就没有办法让公司开除罗琳，因为她是一个有名望的自由作家，很多报纸还会继续向她约稿，她也可以继续出版小说。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同人网站，然后在网站上宣布说我们再也不承认罗琳是哈利波特的作者。当然这不会对罗琳起到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构成一种舆论上的压力，因为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前，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说法进行反思，而其他人之后再发表类似言论时则可能会望而却步。
抛开对具体手段的讨论，取消文化是在社会舆论的层面上对言论特定的言论构成一种制衡和制约。为什么要强调社会舆论？传统观点认为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或法律，但社会舆论是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存在，然而即便是这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东西，也似乎在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但是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取消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言论自由构成了威胁？我认为，我们要具体区分不同的案例里的取消行为，例如某个人是失去了工作，还是说他只是在网络上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我们需要将这些进一步区分开来去看。但是批评取消文化的人常常犯下这样一个错误，他们一方面强调说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压力，有可能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那些被取消的言论在被取消之前，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也存在着对舆论、对言论自由、对人的自主健全发展构成威胁的可能性。
刚才我提到罗琳的例子，为什么有很多粉丝说我们要取消你，要用社会舆论的压力向你施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罗琳的“恐跨”言论就是对跨性别人群极其不友好的言论。在过往以及当今的社会现实之中，由于这种言论的广泛存在，很多跨性别的人士长期不敢出柜或者因此遭到生活上的歧视，甚至遭受言语和肢体上的攻击，从而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这些恐跨的言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地对人的生活起到了负面影响的。
现在批评取消文化的人的理据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社会舆论，它可能对言论自由以及对其他我们珍爱的价值构成威胁。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逻辑运用到他们想要捍卫的言论上面去以后，就会发现一旦我们承认社会舆论是有实在影响的，那么那些人们试图取消的言论也同时在对其他人的生活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而那些被影响到的人群往往是边缘化的、不掌握话语权的、在社会主流中遭到排斥的人群。所以当这些群体说我们要取消你的时候，他们未必是忽略掉了社会舆论对言论自由的可能威胁，而恰恰是他们注意到了社会舆论一直对于言论自由的边界，对哪些内容可以被自由表达、哪些不能被自由表达构成的影响。所以他们试图以对抗的方式来抵消以往某些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这种抵消到底有没有走过头，我们可以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而不是草率地上升到当代已经陷入了取消文化之中，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取消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社会人心不古，言论自由面临着空前的威胁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一个结论跳得太快，并且它内部的逻辑也并不自洽。
近年来，许多文化名人因为发表争议性言论而遭到抵制。
澎湃新闻：您刚才在回答里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些名人会迫于社会压力，在经历取消文化后对发表的观点采取一个三思而行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很多呼吁抵制，包括批评他们的群体希望看到的。但是比较讽刺的是，包括罗琳以及之前由于性骚扰而被取消的Louis C.K.等名人很少会对自己的言论进行反思，遭遇“取消”这件事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立场。在一些媒体看来他们俨然成为了受害者，并且他们的立场理应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处在舆论中的他们与网民之间既没有讨论的意向也缺少讨论的空间，取消文化带来了对他们的抨击，却没有带来实质上的进步，这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取消文化的弊端。您认为这是否代表了“取消”这一行为的弊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取消文化的影响？
林垚：我觉得我们在看取消文化到底起到什么样的效应时，可以试着把这个效应区分成几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另一个是对特权阶层的效应和对普通公众的效应，还有一个是对个体的效应和对整个集体即社会共同体的效应。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来看，比如刚才提到的Louis C.K.和罗琳的案例，它们发生的时间都很短，前后不过几年的时间，但是一个人观点的演变，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TA可能受到很多事件的触发，慢慢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去找那些观点发生过重大转变的名人的事例，我们也许也能找到很多。但是去看这些事例以后，我们可能会发现TA早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因为某些事情遭到人们批评，然后拒不悔改，之后TA不断地遭受批评、出来反击，后来又遭到批评，等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上，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来评判取消文化是否在具体事例中起到改变人的某个特定观念的作用，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很困难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改变当事人的观念，而是在改变围观者、二三手信息的接受者或者普通公众。我们可以在更大层面上考察那些观念的变化，很多事例中遭受抨击的是那些名人，他们有足够多的资本去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的，就算遭受抵制他们也可能会收到新的邀约，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赚钱，所以他们更有资本去拒绝改变。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就算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这些“恐跨”的言论，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发表歧视女性或者歧视黑人的言论，但是我以后小心一点，免得我在生活上遇上麻烦。也可能我的生活没有遭受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不想卷入争吵和舆论中，所以普通人可能会因此而多三思而行。此外，这种长期的改变往往会体现在代际的面向上，一代人的观念可能很难改变了，但是这一代人的争论会影响到更年轻的世代，等到他们成长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社会观念一下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举个例子，这种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转变就出现在大学课堂上。可能几十年前，美国的大学课堂上大学老师和现在中国大学课堂上许多老师一样会在课堂上发表一些性别歧视的言论，比如说什么你们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怎么还出来上大学，你们数学学不好，物理也学不好，将来也是要相夫教子之类的言论。可能一开始有人站出来抵制这些言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老师的言论不会因为一两个学生的抵制而发生改变。但这种站出来的行为本身是在向社会中很多静默的个体，那些感觉遭到了这些言论压制的个体，对这些言论不满，但是不知道这个社会中还有没有其他人对此不满，所以也不敢站出来的个体来传达信号。这个信号使得个体之间发生连接，以前原子化的个体在心中默默的不满，等到他们得知这个社会中有其他人不满之后，他们就有可能一起站出来谴责、抵制这些言行。
这就产生了一种集体行动的可能，因为有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就会导致许多老师在课堂上以后不再发表歧视性言论。虽然有的老师可能还是很顽固，会继续发表这些言论，而且可能会声称说自己受到了女性主义的迫害，但是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之后，你就会忽然观察到课堂上的性别气氛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好转。所以我们如果把时间段拉到几十年，然后把目光从个体身上移开，转移到人与人的关系上，转移整个集体之间这种文化的变化上，从当事人转移到旁边的围观者，我们会发现他们可能因为这些事件受到触动，也可能在日常中会更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转移了注意点后，我们就很难下断言说取消文化不会对社会文化中的言论生态造成持久的改变。因为即便在取消文化这个词出来之前，在没有互联网，只有电视、报纸、电台的时代，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在不断地通过社会文化上的反弹和冲击，来试图重塑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他们也时不时地获得一些成果，虽然说并不是说总是成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欧美的主流文化里面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相较一两百年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当然仅仅靠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足以带来改变，在过去一两百年的抗争史上，我们发现进步离不开社会运动，但也需要有法律上的变化、政治上的参与，这种种方面相结合起来，这个社会才能发生实质性的进步。但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可能不是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取消文化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改变围观者和社会群体，然后让发表过歧视性言论的群体三思而行，我相信这也是取消运动的初衷。但是近半数的美国民众似乎已经对取消文化表现出了反感，Politico网站的数据显示46％的美国人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做过头了”。您认为当下的取消文化是否需要避免引起人们的反感？取消文化的激进行为是否容易让人们忽略争议性言论本身，而专注于取消行为本身？
林垚：这个问题我想分成两层来说。首先，有半数或者过半数的美国人不支持取消文化，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美国社会是一个偏保守的社会。当然，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你对一个新生事物做个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对新生事物持怀疑观望的态度。
像在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在美国民意里面的净支持度是负的，只有20%多的人支持运动，但是今年它的支持率一下就涨到了50%、60%以上。如果去看民权运动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也对马丁·路德·金抵抗公交车、拒绝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的静坐示威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包括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之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高院判错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支持跨种族婚姻的美国人才过了半数，所以民意的变化其实是很缓慢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民意调查的对象都是谁？这些样本到底有没有代表性？很有可能被民意调查到的恰恰是那些观点偏保守的城郊或农村白人。当然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抛开不谈，总的来说民意对新出现的线下名词、概念、事物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很正常的。当然这可以当做一个警示，让支持新生事物的人去思考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让民意尽快地接纳我们。但是即使目前民意支持没有达到多数，我们也不用太快地放弃新事物和新的事业。
第二层是可以改进的方面是哪些，当前关于取消文化的争论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和个案。我认为过火的个案不可能不存在，任何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社会运动、新的文化运动不可能总是平缓的，每一件事情都经过精密计划的。社会运动不可能是在有一个如臂使指的组织者或领袖指挥之下，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恰到好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某个软件公司的普通员工可能仅仅因为在推特上说了一些不够敏感的话，就被推特上的网民攻击，结果这个软件公司匆忙解雇了她。如果我们盯着这样的案例，或者它被媒体关注报道、被反对取消文化的精英群体拼凑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好像取消文化已经过火的局面，那么对取消文化整个事件缺少关注的普通人就很容易产生“取消文化确实过火了”的印象，对整个趋势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然这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取消文化的支持者，就要首先去区分过火的个案和整个舆论态势或者取消文化本身是不是过火了，这本身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与此同时，你也需要去找这些个案过火的原因。过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取消者所要求的惩罚的方式是不合比例的，比如那位员工的争议性言论并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却因此丢掉了饭碗。同时，这是一个普通员工丢掉了饭碗，她不像纽约时报前总编这样的特权人士被解雇了之后，转头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找到高薪工作。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一个工薪阶级说了某些不够敏感的话就让她失去生计。这其中有一个言论与惩罚成比例的问题，而在成比例的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制度、法律上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取消文化在社会舆论和文化面相上的问题。
具体来说，当我们发现一个普通的员工仅仅因为在推特上说了一两句话，就被软件公司解雇时，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劳动法保障的问题，凭什么一个公司可以这么轻易地开除掉一个员工？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涉及到美国以及各州的劳动法层面上对员工的保护不足。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劳动法显示，雇主实际上是采取了所谓的任意雇佣制，也就是说雇主在可以不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解雇一个员工，这也是美国劳工组织长久以来一直在试图挑战的法律结构。当这些公司发现我的员工在推特上卷入了骂战，有很多人在批评我的员工，但我不想跟这些潜在客户产生任何的瑕疵，我想要赚更多的钱、让我的货卖得更好，那么他们就会立刻开除员工，而法律也没有对他们解雇员工施加任何的限制。同时因为美国工会的势力在不断地削弱，像硅谷那边的科技公司实际上是没有工会的，也就没有工会组织站出来帮员工维权、跟公司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公司就可以很轻松地解雇员工。公司还可以假装出自己非常符合推特群众的“政治正确”，向推特上的那些网民们宣称说：你们不是不喜欢这个人吗？你们想要取消的这个人，我现在已经替你们把TA给取消掉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做生意了，可以来让我赚你们的钱了。
所以其实取消文化过火个案的背后不仅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劳动法的问题，涉及到工会和雇员权益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法律在保障雇员权利上的不足，导致一旦有社会舆论互相冲击的局面出现时，掌握了员工饭碗的那些公司和私营企业就可以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钻空子，把自己打扮成站在社会正义的一方，站在弱势者的一方来处罚员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他们仅仅是把代价转移到了员工身上。同时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任何法律后果，所以他们的惩罚可以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出格的惩罚可能并不是那些发起批评的网民希望看到的，可能他们原本只想在推特上跟这个人吵一架，或者让大家在推特上抵制这个人，但因为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开除员工，他们就把惩罚手段上升了几个档次。而在围观者看来，好像这些后果都是由于取消文化本身造成的，但假如有一个更好地保障员工利益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那么即便取消文化带来了社会舆论压力，在经过法律劳工保障等一套体系的筛选之后，最后转移到员工身上的压力和后果可能就更合乎比例。
但是因为普通公众不可能那么紧密地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一个过火的事件背后各种的制度问题、法律问题、工会衰落问题，所以当批判和反对取消文化的精英选择性地将这些过火的事件拼凑到一起，然后以“这一切都是取消文化的错”的方式把这些事情呈现出来后，普通公众很容易就会接受这套叙事，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取消文化的反感。
澎湃新闻：关于企业对于雇员的惩罚措施是否成比例这个问题，您在文章《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①丨“（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也提到过不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迎合市场而拒绝特定表达的行为，并不是站在言论自由的立场上去进行取消，而是企业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的商业行为，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正当性。那么您认为取消文化能否在社会意义或者道德意义上同样拥有正当性？
林垚：先简单澄清一下，我在那篇文章里区分了一下国家和言论自由、企业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举了CK内衣公司和《乱世佳人》的例子，谈到了某些特定的、构成某些表达的商品被下架的情况。企业出于商业考虑下架特定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拒绝了那些表达。在这个情况下，企业其实没有对言论自由构成限制。在那个文章里我指出用政治正确的话语去理解这套行为，实际上是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
但是企业开除一个女员工和下架特定的商品之间是有区别的，员工失去工作代表了员工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而是企业市场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员工的权益需要受到保障，企业有随意开除员工的特权，这种权利就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我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我们要引入劳动法维度和劳动就业保障维度，来思考企业什么时候开除员工是不合比例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取消文化能否在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上具有正当性？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首先，取消文化这个名词和政治正确这个名词的产生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一些人把一个本来不新的现象用一个新的名词来命名以后，让人们觉得当代产生了文化上新的动态。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一点，会发现说在取消文化这个概念被造出来之前，其实类似的行动是一直在发生的。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媒体人或者员工因为发表了某些言论，而遭到了自己同僚或所在企业单位的排斥，或者是遭到了原来向自己约稿的那些媒体、那些曾经邀请自己上节目的那些电台、电视台的排斥，这些现象在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前一直存在着。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冲撞斗争一点都不新，但是我们这几年开始用“取消文化”来描述这种现象之后，让人产生一种这种噤声的现象好像以前并不存在的错觉；好像以前没有这种通过社会舆论压力来排挤你或者让你不敢说话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忽然就开始爆发的错觉。当然，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可能当下的社会舆论的压力确实陡然增大了，但这个现象本身并不新鲜。
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不同方向的社会舆论之间的相互冲突一直都是存在的，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取消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当我们说他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时，至少在某一个意义上，它具有了一种道德上或者文化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压制住了被命名为取消文化的这一类社会舆论压力，另一个方向的社会舆论压力同样也是存在的。就像我之前在回答中讲到的，如果我们不去取消、抵制某些言论，那些言论可能仍然在对这个社会中其他人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表现出来。比如说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教授一直在说“女人就应该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女人在学校里读什么书，在早早的毕业去嫁个人就好了”这样的言论，而人们放任这些言论流行的话，那么在大学、中学课堂里面的女学生就会感觉到非常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处在课堂里面的她们可能就会担心身边的老师家长同学是在怎么看待自己的，是不是自己就不应该来接受教育？是不是应该放弃学术上的、事业上的追求？是不是应该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好了？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保守化，我们也可以在性别问题上感觉到这种明显的，对普通女性的舆论压力。
一旦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产生了强大的负面后果，那么对这种社会舆论压力进行抗衡、抵消、综合等反方向的努力当然是具有正当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取消，没有人站出来挑战这种主流叙事，挑战这些歧视性的言论，那么这些负面后果就会不成比例地伤害社会中被边缘化的、被歧视的群体。所以当我们把取消文化理解为说对既往的主流社会舆论的一种反弹、一种反制的时候，这个现象本身它当然是具有正当性的。
澎湃新闻：本次精英分子有意识地选择了《哈泼斯》这样一个精英化的网站来发布签名公开信，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精英分子对网络的“围剿”的逃避，精英们仍希望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且不希望为自己的言论承担后果。您是否认同文化精英正在通过否定取消文化来保护自己，并制定新的“言论规则”？
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指出本次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对取消文化的抨击其实是非常“双标”的。比如在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上街游行、抗议种族主义警察的暴力行为而遭到殴打时，在记者表明自己身份后仍然遭到暴力对待时，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保持了沉默，而在取消文化威胁到他们发声时，他们才站出来说要保护言论自由，您认为这其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种矛盾？
林垚：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双标是有的，但可能并不体现在你刚才说的角度上。如果我们善意地去解读公开信的话，可能精英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但我们不可能在一封公开信里把所有问题都讲完。或许他们在这封信里处理这一个问题，然后在别的写作里处理其他问题。
当然，公开信的100多个签名人里确实有很多言行不一的人，有很多签名人的过往是劣迹斑斑的，他们利用手段和特权去打压那些批评他们的记者或者网民。但是也有一些真诚的签名人，从老一代的乔姆斯基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包括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他们做过很多切切实实保障记者和普通人言论自由的努力。然后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加入了签名信的签署并觉得取消文化过火了。所以我觉得很难就这个签名信本身的关注点去批评他们，说这个签名信没有关心到那些被军警打压的记者和其他人。
但是他们确实存在另一些意义上的“双标”，比如签名信里列举了一些他们认为被取消文化伤害到的人，但是如果仔细辨析那些事件，我们发现这些事件并不完全都是和言论自由有关的，甚至并不完全是过火事件。像我刚刚提到的，员工因为推特上的言论被公司开除确实是过火的案例。但是他们同时列举了比如纽约时报评论栏目的前主编被解雇、纽约书评的前主编辞职这些例子。如果仔细去看这些例子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实际上这些人的言论自由没有受到损害。他们真正被解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好好审稿。他们在发稿的过程中绕开了既定程序，没有听取手下编辑的意见，让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先行，强行发表某些质量比较不堪的稿子，最后遭到了解雇。所以这个公开信在呈现某些特定例子的时候，是有一些粉饰和扭曲的。
包括后来有一封很多记者签署的批评《哈泼斯》的公开信，里面列举了其中的某一些签名人是怎么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威胁某些媒体杂志的主编去开除他们手下的批评自己的记者，或者把这些记者写的批评自己的稿子给删掉。所以如果那些真诚的签名人是真正关心言论自由的，觉得取消文化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威胁，他们就应该拒绝和那些劣迹斑斑的签名人一同签署这封信。应该站出来说我拒绝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贼喊捉贼，不配来签这个信。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不算双标，但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封信就有一点双标的味道。
当然，这里面又有一个讽刺的地方，如果我这时候站出来说你不配签这个名，我拒绝跟你一起签名，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取消文化的表现。我发现你过往的某些言行非常的不恰当，所以我拒绝给予你一起签署公开信的机会。然后我通过舆论压力让你退出签署这份公开信，或者表示如果你不退出的话我就退出，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取消文化的做法。这里面就体现出公开信它的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封批评取消文化的公开信，它要么是双标的，要么它本身是参与到取消文化里面的。如果你不拒绝让那些利用取消文化、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来为自己谋利的人参与到签署公开信里面的话，你就是双标的。如果你拒绝他们参与的话，你就是加入了取消文化。但是这个公开信本身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的、讽刺的地方所在。
为什么没有意识到？是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取消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指导，指出什么时候取消是过火的，什么时候是不过火的，什么时候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在那些过火的案例里面，真正构成过火的是什么东西，不成比例在什么地方，我们又要如何去切实地保障那些员工的言论自由和劳工权益？由于这封公开信没有思考到这个层次上、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回到第一个问题，《哈泼斯》当然是一个精英的平台，但与其说这是公开信是一种逃避，不如说它又反映了在对取消文化的攻击中精英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不认为发表在《哈泼斯》这个平台上本身是一种逃避的举动，因为很多签署人他们在发表了公开信后，在推特上转发宣传公开信，然后又跟网民、包括他们的同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所以他们并没有发完公开信就躲起来，他们还是在积极参与辩论的。 所以很难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逃避，但它确实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以及精英话语权的一种体现。只有身为精英，你才有可能把你签署的公开信发表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上，甚至才有可能拉拢到那些大腕来一同签署公开信。假设公开信的签署人没有乔姆斯基、福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一些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的话，而只有Yascha Mounk，或者Samuel Moyn的话，这个公开信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公开信能发表在什么平台，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签署，能引起多大的舆论反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表现，然后话语权实际上恰恰就是控制言论自由边界的一种方式和渠道。我们设想在互联网兴起之前，只有电视节目，报纸这样一些发声的渠道的时候，谁有资格通过这些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本身就是由那些主编、节目制作人以及大牌知识分子所决定的，他们可以决定邀请或不邀请谁。一个主编决定说我这一期专栏要找谁来写，不找谁来写，我跟谁合作不愉快，我再也不想跟他合作了，这本身就是在进行一种取消。但由于过往的时代里渠道很少，取消完全取决于少数的精英的一念之间，也不需要进入公共舆论场域接受广大网民的审查，人们也就注意不到这些取消行动，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到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许多以前无法通过精英渠道发声的普通人忽然之间有了自己的发声渠道。虽然他们可能写不出系统的完整文章，但是他们有很多时间精力可以在推特上不断地发表短平快的评论，然后追着一个人骂。所以造成了一种话语权开始转移的倾向或者假象，但其实话语权可能并没有真正地转移，就像我们在公开信这个事件里面看到，一旦《哈泼斯》这样的平台发表了一个公开信之后，它马上就能迅速地引导舆论，使得大家都开始讨论公开信，这个显然不是普通的推特网民在某个人的推特底下不断喷他能够做到的。
所以公开信背后反映的关于取消文化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个关于话语权的争夺，是关于从今以后谁有资格来参与划定言论的边界；谁有资格、有能力来决定某些形式和内容的言论获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更多的公共讨论；谁有权利来制定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议程。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公开信未必反映了精英的逃避，但它确实反映了精英对话语权的焦虑。或者说部分精英对话语权的焦虑和发表公开信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当代的话语权处在不断变动、对话语权的争夺处在一种拉锯胶着状态中的反映。(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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