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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相处的最后日子

西部法制报 2020-08-08 00:35 大字

张庆安

2019年12月,我因侦查一起重大案件远赴浙江、上海,其间家中小妹打来电话说母亲身体不适,要去医院检查,手中电话未挂断,我就感觉心中像塞了一团乱麻般不安。当我从上海赶回去,母亲已住院。看到挂着吊瓶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愧疚不已,赶紧安排好单位工作,陪伴照顾病中的老娘。

我用轮椅推着母亲楼上楼下去拍片、做化验、进行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了,晴天霹雳般惊心:癌!晚期!

天哪!怎么会这样?该怎么办呢?复查、会诊……可是,医生诊断后给出扎心的结论:已不具备再治疗的条件了。

今年春节前几天,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兄妹准备将母亲接回家。老楼房没有电梯,我们打算用担架将母亲抬上楼,可她坚决拒绝,执意拄着拐杖,一步一喘,三步一歇,硬是自己走上了四楼。中间休息时,母亲问:“你们看我坚强不?”我们异口同声:“坚强!”

我清楚地知道,母亲的时间不多了,她的床前需要儿女陪伴。我暗暗发誓,要全心全意照顾她。可是,就在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告急,许多医务人员千里驰援,各地宣布进入紧急防疫状态……

随即,我们西安市长安区公安局取消民警春节休假,启动一级警备模式。我,一名有着36年警龄的老警察、25年党龄的老党员,义无反顾投入到防疫工作当中。

我和同志们来到社区,走进村镇,核查采集重点人员信息。记得在核查一名由深圳回陕的人员信息时,该人正在医院隔离观察,我戴好手套、口罩,走进了隔离区大门。还记得我们到一个村子采集一名由广州回来的村民信息,却在这家门口吃了闭门羹。正在等待时,那个村民晃悠悠地从街上回来了。我们完成信息核查后,本可以离开了,但责任心告诉我,这个村子在防疫工作中存在疏漏和隐患,外地回来的人没有做到居家隔离。于是我把村干部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居家隔离必须严格落实到位,几名干部连连道谢。

疫情防控期间,许多餐馆停业,有时我们一忙就是大半天,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有一次在郭杜的一个小区里,寒风中我们三人趴在冰冷的石凳上吃泡面,一片树叶落到我碗里,我拣出树叶,边吃边向他俩讲起多年前我在秦岭山里、在陕北出差饿肚子的事,他俩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泡面越来越凉,但我们却吃得很香。

在防疫工作最紧张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母亲走不动了,躺在床上说话有气无力;再后来,她吃不下饭,喝水也困难了,见了儿女,有时竟不认得了。而这段日子,我和妻子、弟妹都在防疫一线,回家越来越晚。每当踏着月色回到家中,看到孱弱的母亲时,我心里都在滴血,我问自己:对母亲许诺的陪伴、照顾、护理在哪里?自责愧疚。可是每次电话铃声一响,母亲总是一句话:“快去,别耽误工作。”不舍之际,我噙着泪水出门。

是啊,我是党员、是警察,必须奋战在防疫工作的最前沿,而在母亲弥留之际,我应当在她的床前尽儿子的孝心。可是分身乏术,怎样才能做到忠孝两全呢?

2月19日,母亲的生命走到尽头。因疫情严峻,家里简单料理了后事。我为母亲拟了一副挽联:“国遇大疫,家失至亲,悲情不随岁月去;儿女心重,后事从简,思念还比流水长。”文字虽然很普通,但表达了我的真情实感。

因情感遭受打击,我的体重降了很多。但面对庄严的警徽,面对母亲的遗像,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我想,母亲如若九泉有知,她也一定会说:“我的儿子是个好警察,更是个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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