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陪读妈妈探索村庄垃圾分类
7月23日，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杨婧的实验棚里放置着厨余垃圾桶。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环保小组发起人杨婧在她的实验棚里。
北京燕山脚下，常住1000余人的小村庄里，每天早晚两次，会有垃圾车放着村歌《辛庄人》，从村里按路线穿过。歌声由远及近，道路两旁的村民们走出家门，将各类垃圾分类投入车中。
这里是昌平区兴寿镇辛庄。2016年，村里7位陪读妈妈组成了志愿团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
大家都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志愿者杨婧提到，当时没人知道，垃圾分类要如何实现，只是“说干就干”。此后，垃圾分类在村内蓬勃发展，卫生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17座散发恶臭的露天垃圾站消失了，路面上或者农田里，都很难找到垃圾；在村口凉棚下乘凉的六旬老者，也能清楚地说出，生活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兴寿镇有二十多个村庄受此影响，也开启了垃圾分类。
在背后推动垃圾分类发展的7位，最初给自己取名“七仙女”。按照杨婧的话说，本带有自嘲的意思。但惊叹于7位妈妈的执行力，和她们给村庄带来的巨大改变，村民谈起“七仙女”时，变成一种认同和夸赞。
现如今，因理念不同等原因，7位大多已不在一起共事。但她们大都并未停止探索，仍各自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前行。杨婧说，她们依然保持信心，相信“总能找到一条路走下去”。
误食塑料袋的羊死了
43岁的杨婧是一个陪读妈妈，租住在辛庄村内。
7年前，因为6岁的女儿被村里一所艺术学校录取，她就在这里租下一个院子，陪女儿一起读书，闲暇时，她在院子内养了几只羊。
2015年底，一只母羊因误食飘进院子的塑料袋，最后倒在羊圈中。“这些看似寻常的垃圾，对于其他生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塑料袋可能是从附近垃圾池里飘来的。在杨婧家不远处的路边，有一个露天垃圾池，“下雨天全部是蹚着垃圾走，刮风天漫天都是塑料袋，苍蝇四处纷飞。”她还记得，当时的环卫车装不下满池垃圾，就一边运输，一边焚烧，一路散发出黑色浓烟，萦绕在村内，久不散去。
“我能为女儿做点什么？”杨婧说，直到一次课堂上，她认识了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陪读妈妈，黄奇志和陈娇枝，大家商议着要进行垃圾分类。接着，更多妈妈们——卢雁频、王金玲、唐莹莹和周曼硕也加入进来，“大家都想做点什么，但没人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7位陪读妈妈时常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开始贡献出一些神奇的元素”：王金玲请来一名老师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大家提供了用厨余制作酵素的方向；原是大学教师的唐莹莹刚从台湾返回，她提出要学习台湾“垃圾不落地”，定时回收垃圾……
清理172车垃圾
2016年，7位陪读妈妈迈出了探索垃圾分类的第一步。
她们找到村长李志水，几次沟通后，对方决定全力支持，并给予了4万元的启动资金。
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净村行动”开展起来。李志水安排村干部，与志愿者们一起在村民的屋前屋后做“大扫除”，按照事先商议的“垃圾不落地”方案，村内17座露天垃圾池也被铲除。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清理出172车垃圾。
所有人都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杨婧提到，当时国家并未出台垃圾分类标准，大家讨论着，按照“生活常规”，将垃圾大致分为厨余、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几类，进行推广。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通知，从2016年6月9日开始，全村人将“听音乐定时倒垃圾”。曾学习工程设计的陪读妈妈周曼硕，推着自行车走遍村内的每户人家，绘制出可实施的垃圾回收路线。4条路线大致等长，不交叉，音乐声也能被沿途每一户村民听见。
她们在村内办了32场讲座。为了让村民看到实际的成果，大家最初设想将厨余制作成酵素（食物发酵后的产物，具有施肥、洗涤等多种用途），便雇佣了工人，定了场地开展尝试。
让村民转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杨婧说，好在大多数村民都比较配合。连续好多天，志愿者们和村干部都像“运镖”一般，与环卫车在村内随行。“遇到没分好的，就手把手地教”。
也有村民觉得这是“瞎折腾”，不愿意配合。“我到时候拿到村子外面去，马路边一撇不行？”杨婧记得，有次入户时一个中年村民态度强硬。
“那今天我先帮您分了吧”。言谈间，杨婧蹲下身，用手将他家垃圾桶里的厨余等垃圾一一分开。见此情形，这位村民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并开始配合垃圾回收工作。
在村民的支持下，辛庄村的垃圾分类回收率和分拣率，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志愿者们进行了数据统计，2016年底，辛庄村垃圾产量大大下降，仅为原来的三成。
垃圾分类遭遇瓶颈
辛庄村启动垃圾分类后不久，陪读妈妈卢雁频最先提出，要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村庄。虽然模式还不够完善，团队还是尝试着进入周边10余个村庄进行推广，进行垃圾分类的宣讲。此后，兴寿镇有二十多个村庄受此影响开启垃圾分类。
唐莹莹回忆起在兴寿镇下苑村第一次做宣讲时的情形。她先给村民放映纪录片“垃圾围城”，然后讲述垃圾分类与生活的关联，也教村民怎样利用家里的厨余做酵素，如何堆肥。结束活动后，现场招募志愿者，村里一下就有14位阿姨报名登记。
杨婧提到，推广的同时，辛庄村内的垃圾分类，由于缺乏良好的后处理方案，则开始出现倒退。
因厨余收集速度太快，酵素产品本身又无相关标准，贸然投放到高产值的草莓密闭棚中，是种植户们不愿意承担的高风险行为。生产出来的100吨酵素被一桶桶堆放，无人使用。
酵素方案搁浅后，杨婧和伙伴们开始转而探索“厨余堆肥”，但首先便遭到村内环卫工人的抵触。“他们觉得这东西也不会有人用，还又脏又热，甚至开始劝说村民，不用再分类了。”
2017初，团队提出的“生活垃圾细分类”方案也遭遇瓶颈。原方案计划在四大类垃圾基础上继续细分，并交由相应的回收企业处理。但杨婧发现，在当时，找到处理能力强的回收企业收购这些分好的垃圾，难度颇大。
“当时很迷茫，觉得没有一条路能走通了”。杨婧说，她当时很忙碌，也很疲惫，经常食欲下降，还会在睡觉时突然从床上醒来，满身都是虚汗。
杨婧也想过要放弃。她回想起，有一天自己刚忙完回家，就躺在院子的长椅上，满眼都是湛蓝的天空，“我当时想着，以后我女儿长大，生活在一个干净的地球上，这一切不就值得了吗？”
主攻厨余垃圾的“消化”
到2018年，北京开展拆违执法行动，村中遍布建筑垃圾，垃圾分类工作跌入谷底。杨婧回忆，当时只有相当少一部分村民仍在坚持分类，“大部分都是混着丢。”
志愿者团队因观念不同，也逐渐开始各谋发展。唐莹莹采买了镇政府的垃圾分类项目。黄奇志决定从商业企业的方向着手发力。杨婧说，她们几个人“像蒲公英一样，往各自认定的方向飞去”。
是继续扩大推广面，还是重新回到辛庄村，在垃圾分类的“边界效应”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杨婧选择了后者。
2018年底，杨婧重新组织起团队，开始主攻辛庄村里产生的厨余垃圾的“消化”。这次，她将重点放在了土壤改良上。
2019年3月，杨婧通过请教专家，用厨余和树叶按比例搭配，成功培育出“黑金土”。“把厨余垃圾和粉碎的农作物秸秆放置在村里的统一堆肥处，让有机物质更好地‘还田’，三个月到半年堆肥成熟后，这块土地就能变成‘黑金土’，变成种植用的有机肥料。”
她还记得初次尝试培土的场景，当时正是冬天，下着小雨，气温很低，在村里的一处果园的空地上，她穿着雨衣，用铁锹和手翻开掺有厨余的落叶进行翻堆。突然一股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她索性坐在了肥堆中间取暖。
“我感觉到生命的温度，是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将我呵护了起来。”至此，杨婧相信，这样的土壤改良方式，将为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带来种植方式的革新和效益的增长。
现如今，杨婧在村里建有一处约400平米的堆肥场。杨婧说，现在自己一方面在“跑技术”，比如研究落叶等综合有机废弃物跟家庭厨余配比量，另一方面“跑流程”，思考如何真正解决厨余的循环回流问题。“希望以后能实现一个民众分类、民众花钱、民众收益的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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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张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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