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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陪读妈妈探索村庄垃圾分类

新京报 2020-08-03 00:54 大字

7月23日,昌平区兴寿镇辛庄村,杨婧的实验棚里放置着厨余垃圾桶。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环保小组发起人杨婧在她的实验棚里。

北京燕山脚下,常住1000余人的小村庄里,每天早晚两次,会有垃圾车放着村歌《辛庄人》,从村里按路线穿过。歌声由远及近,道路两旁的村民们走出家门,将各类垃圾分类投入车中。

这里是昌平区兴寿镇辛庄。2016年,村里7位陪读妈妈组成了志愿团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

大家都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志愿者杨婧提到,当时没人知道,垃圾分类要如何实现,只是“说干就干”。此后,垃圾分类在村内蓬勃发展,卫生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17座散发恶臭的露天垃圾站消失了,路面上或者农田里,都很难找到垃圾;在村口凉棚下乘凉的六旬老者,也能清楚地说出,生活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兴寿镇有二十多个村庄受此影响,也开启了垃圾分类。

在背后推动垃圾分类发展的7位,最初给自己取名“七仙女”。按照杨婧的话说,本带有自嘲的意思。但惊叹于7位妈妈的执行力,和她们给村庄带来的巨大改变,村民谈起“七仙女”时,变成一种认同和夸赞。

现如今,因理念不同等原因,7位大多已不在一起共事。但她们大都并未停止探索,仍各自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前行。杨婧说,她们依然保持信心,相信“总能找到一条路走下去”。

误食塑料袋的羊死了

43岁的杨婧是一个陪读妈妈,租住在辛庄村内。

7年前,因为6岁的女儿被村里一所艺术学校录取,她就在这里租下一个院子,陪女儿一起读书,闲暇时,她在院子内养了几只羊。

2015年底,一只母羊因误食飘进院子的塑料袋,最后倒在羊圈中。“这些看似寻常的垃圾,对于其他生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塑料袋可能是从附近垃圾池里飘来的。在杨婧家不远处的路边,有一个露天垃圾池,“下雨天全部是蹚着垃圾走,刮风天漫天都是塑料袋,苍蝇四处纷飞。”她还记得,当时的环卫车装不下满池垃圾,就一边运输,一边焚烧,一路散发出黑色浓烟,萦绕在村内,久不散去。

“我能为女儿做点什么?”杨婧说,直到一次课堂上,她认识了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陪读妈妈,黄奇志和陈娇枝,大家商议着要进行垃圾分类。接着,更多妈妈们——卢雁频、王金玲、唐莹莹和周曼硕也加入进来,“大家都想做点什么,但没人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7位陪读妈妈时常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开始贡献出一些神奇的元素”:王金玲请来一名老师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大家提供了用厨余制作酵素的方向;原是大学教师的唐莹莹刚从台湾返回,她提出要学习台湾“垃圾不落地”,定时回收垃圾……

清理172车垃圾

2016年,7位陪读妈妈迈出了探索垃圾分类的第一步。

她们找到村长李志水,几次沟通后,对方决定全力支持,并给予了4万元的启动资金。

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净村行动”开展起来。李志水安排村干部,与志愿者们一起在村民的屋前屋后做“大扫除”,按照事先商议的“垃圾不落地”方案,村内17座露天垃圾池也被铲除。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清理出172车垃圾。

所有人都在细节上下足了功夫。杨婧提到,当时国家并未出台垃圾分类标准,大家讨论着,按照“生活常规”,将垃圾大致分为厨余、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几类,进行推广。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通知,从2016年6月9日开始,全村人将“听音乐定时倒垃圾”。曾学习工程设计的陪读妈妈周曼硕,推着自行车走遍村内的每户人家,绘制出可实施的垃圾回收路线。4条路线大致等长,不交叉,音乐声也能被沿途每一户村民听见。

她们在村内办了32场讲座。为了让村民看到实际的成果,大家最初设想将厨余制作成酵素(食物发酵后的产物,具有施肥、洗涤等多种用途),便雇佣了工人,定了场地开展尝试。

让村民转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杨婧说,好在大多数村民都比较配合。连续好多天,志愿者们和村干部都像“运镖”一般,与环卫车在村内随行。“遇到没分好的,就手把手地教”。

也有村民觉得这是“瞎折腾”,不愿意配合。“我到时候拿到村子外面去,马路边一撇不行?”杨婧记得,有次入户时一个中年村民态度强硬。

“那今天我先帮您分了吧”。言谈间,杨婧蹲下身,用手将他家垃圾桶里的厨余等垃圾一一分开。见此情形,这位村民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并开始配合垃圾回收工作。

在村民的支持下,辛庄村的垃圾分类回收率和分拣率,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志愿者们进行了数据统计,2016年底,辛庄村垃圾产量大大下降,仅为原来的三成。

垃圾分类遭遇瓶颈

辛庄村启动垃圾分类后不久,陪读妈妈卢雁频最先提出,要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村庄。虽然模式还不够完善,团队还是尝试着进入周边10余个村庄进行推广,进行垃圾分类的宣讲。此后,兴寿镇有二十多个村庄受此影响开启垃圾分类。

唐莹莹回忆起在兴寿镇下苑村第一次做宣讲时的情形。她先给村民放映纪录片“垃圾围城”,然后讲述垃圾分类与生活的关联,也教村民怎样利用家里的厨余做酵素,如何堆肥。结束活动后,现场招募志愿者,村里一下就有14位阿姨报名登记。

杨婧提到,推广的同时,辛庄村内的垃圾分类,由于缺乏良好的后处理方案,则开始出现倒退。

因厨余收集速度太快,酵素产品本身又无相关标准,贸然投放到高产值的草莓密闭棚中,是种植户们不愿意承担的高风险行为。生产出来的100吨酵素被一桶桶堆放,无人使用。

酵素方案搁浅后,杨婧和伙伴们开始转而探索“厨余堆肥”,但首先便遭到村内环卫工人的抵触。“他们觉得这东西也不会有人用,还又脏又热,甚至开始劝说村民,不用再分类了。”

2017初,团队提出的“生活垃圾细分类”方案也遭遇瓶颈。原方案计划在四大类垃圾基础上继续细分,并交由相应的回收企业处理。但杨婧发现,在当时,找到处理能力强的回收企业收购这些分好的垃圾,难度颇大。

“当时很迷茫,觉得没有一条路能走通了”。杨婧说,她当时很忙碌,也很疲惫,经常食欲下降,还会在睡觉时突然从床上醒来,满身都是虚汗。

杨婧也想过要放弃。她回想起,有一天自己刚忙完回家,就躺在院子的长椅上,满眼都是湛蓝的天空,“我当时想着,以后我女儿长大,生活在一个干净的地球上,这一切不就值得了吗?”

主攻厨余垃圾的“消化”

到2018年,北京开展拆违执法行动,村中遍布建筑垃圾,垃圾分类工作跌入谷底。杨婧回忆,当时只有相当少一部分村民仍在坚持分类,“大部分都是混着丢。”

志愿者团队因观念不同,也逐渐开始各谋发展。唐莹莹采买了镇政府的垃圾分类项目。黄奇志决定从商业企业的方向着手发力。杨婧说,她们几个人“像蒲公英一样,往各自认定的方向飞去”。

是继续扩大推广面,还是重新回到辛庄村,在垃圾分类的“边界效应”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杨婧选择了后者。

2018年底,杨婧重新组织起团队,开始主攻辛庄村里产生的厨余垃圾的“消化”。这次,她将重点放在了土壤改良上。

2019年3月,杨婧通过请教专家,用厨余和树叶按比例搭配,成功培育出“黑金土”。“把厨余垃圾和粉碎的农作物秸秆放置在村里的统一堆肥处,让有机物质更好地‘还田’,三个月到半年堆肥成熟后,这块土地就能变成‘黑金土’,变成种植用的有机肥料。”

她还记得初次尝试培土的场景,当时正是冬天,下着小雨,气温很低,在村里的一处果园的空地上,她穿着雨衣,用铁锹和手翻开掺有厨余的落叶进行翻堆。突然一股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她索性坐在了肥堆中间取暖。

“我感觉到生命的温度,是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将我呵护了起来。”至此,杨婧相信,这样的土壤改良方式,将为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带来种植方式的革新和效益的增长。

现如今,杨婧在村里建有一处约400平米的堆肥场。杨婧说,现在自己一方面在“跑技术”,比如研究落叶等综合有机废弃物跟家庭厨余配比量,另一方面“跑流程”,思考如何真正解决厨余的循环回流问题。“希望以后能实现一个民众分类、民众花钱、民众收益的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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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张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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