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罗新对谈《失落的卫星》：旅行的目的 是遇见人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刘子超 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0-6
十年前，刘子超去了一趟新疆霍尔果斯，他在国门处看着货运卡车排着长龙，等着通关开往哈萨克斯坦，远处的天山冰雪覆盖。他一下子被唤醒了记忆——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读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纪行，都变得鲜活了。他当即就产生了去实地看一看的想法。
对中亚的浪漫想象转变成为了数次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接着，就有了《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该书记录了刘子超在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等地的旅行。日前，刘子超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进行了一番对谈，内容涉及《失落的卫星》中记录下的夹缝中的人们，也谈及了旅行和以中国眼光写作旅行文学的意义。
深入失落大陆，寻找被遗忘的声音
刘子超的经历总围绕着“写作”和“旅行”这两个关键词。记者出身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和《GQ智族》，曾于2015年远赴牛津大学，在路透新闻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离开牛津，刘子超成为全职的自由作家，一边旅行一边写作。
谈及本书创作初衷，刘子超说自己想要认识中亚这个“最陌生的邻居”，努力呈现对这些国家“私人化的、带有文学性的描述”。
2011年，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他在首都塔什干看不同的人种，面对着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但回到家后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为了真正了解这个神秘的邻居，刘子超学习了俄语、乌兹别克语，在九年间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沿着国境线飞驰，绕过散落的飞地，驰骋于帕米尔无人区，在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抛锚，他以探险者的精神见证隔绝之地；踏上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徜徉于血腥战场和帝国宫殿，凝视最古老的圣书，抚摸玄奘笔下的佛塔，他试图寻回古人的目光。
一路上，刘子超还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收集了大量中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在塔吉克斯坦，他结识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青年，聆听他为何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他遇见被流放至此的朝鲜人后裔，他们不再会说母语，卖着已经变味的泡菜,泡菜没有什么辣椒，白花花一片，只有咸味。“这个泡菜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泡菜，好像某种隐喻一样。”；在干枯的咸海边，他遇见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人，聆听活在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的感受；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他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才是现实！”
在这片处于全球化边缘和大国夹缝间的土地，一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寻觅之旅就此展开，一个个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的沉默者浮出水面。这片失落大陆的被遗忘的声音，就被记录在《失落的卫星》一书里。
用中国经验打量世界
在正式出版前，刘子超笔下的中亚故事就已经颇受关注，个别篇幅在媒体刊登后不仅迎来读者的青睐，也受到国内名家、媒体乃至国际大奖的高度赞许。
作家许知远盛赞刘子超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则认为，在近代中亚游记中，《失落的卫星》是第一部高质量的原创中文作品，“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在当晚的沙龙中，罗新也谈及自己初读《失落的卫星》的感受，表示自己非常吃惊，想不到中国人会写出这样的旅行文学作品。罗新教授指出，中国人外出看世界的现象在以往并不多见，但到了今天，哪怕再偏僻、再困难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年轻人发表的旅行记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新的、好的形势，《失落的卫星》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刘子超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凭着悟性和开拓精神出海，中国作家也开始有机会和能力用中国人的视角打量世界。
早在2019年，《失落的卫星》中的乌兹别克篇章便入围了由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甄选、由29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参与的非虚构特稿大奖。最终，刘子超的作品评获该奖的特别关注作品。
刘子超认为，其实西方的作家、知识分子挺好奇中国作家或知识分子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这也是他获奖的部分原因。不过他也看到，一般来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敛，虽然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常常不太愿意对国际事务或对别的国家发表观点。刘子超说，中国人怎样观察世界、怎么和世界互动“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
旅行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失落的卫星》之前，刘子超曾出版两本游记，分别是《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他游历过欧亚多个地方，2016年决定深入中亚，为这片土地写一本书。罗新教授也曾数次抵达欧洲、中亚等地做研究、考察及学术交流，除了长期关注中国之外的土地，常年坚持长距离行走，并创作出《从大都到上都》这样的行走游记。对于两人来说，旅行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子超认为，旅行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自己去实践、去行走、去发现。对此，刘子超借用“新游牧”（Modern Nomad）的说法：“游牧者是有方向的，比如从夏牧场到冬牧场，而不是漫无目的。他的随身物品很少，经过断舍离后，没法带上路的东西就不要了。我现在正是这个状态，在生活中做减法，断舍离后带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做有目的的旅行。”
罗新则认为，旅行是接触到全新的世界，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跟生活在异地的他人深入接触之后，才能发现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人。这种确认就是写作的过程、旅行的过程。在今天，在这个时代，这种确认很宝贵。这个确认的过程是美好动人的。
今天，人与人之间仇恨增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互相敌对、仇恨的双方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罗新看到，这时候，旅行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他引用马克·吐温的名言“旅行是偏见的天敌”称，当我们看到、接触到他人，偏见就会逐渐消失。
如今，刘子超仍然维持着和他书中人物的联系。写这本书时，他30出头，等到他60岁时，他想要再走一样的路，再去跟相同的人聊，看看这些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的国家又向何处去。
晨报记者 侯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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