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者笔下的苏东坡 斑斓一生 潇洒有志
《苏东坡像》
苏东坡是宋代历史上的文坛宗师，他文韬武略兼备，从政四十余年，政绩卓然。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乐观旷达，追求美好，还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千古留名的另类美食家。
翻开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新书《斑斓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代画家杜堇的《题竹图》。图中那位深色衣衫、头戴高冠，执笔似要在竹枝上题字的人——作者说，应该就是苏东坡。
其后数页，都是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画——赵孟頫给他画的像，他自己写的书法等。底色是古画熟悉的黄色，一毫斑斓之态也无。
真正色彩斑斓的，应是苏轼用自己一生绘成的画卷，他的天赋与才华，他曾经备受瞩目的仕途，他的跌落，他的被贬，他的领悟，他的生活热情与好品位……凡此种种，令苏东坡成为后世许多作家都无比激赏的人物。他们反复书写着他，玩味着他。
在张炜看来，苏东坡的幸运与不幸加在一起，恰恰铸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潇洒与传奇。
逆境与顺境的平衡
诗人22岁一鸣惊人，引起欧阳修的赞叹，皇上的赏识，其文路和仕途看上去一片畅达。但中年却经历了残酷的“乌台诗案”，这一生最触目的黑暗。
艺术和诗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由于高妙深邃，不仅需要创造者非凡的悟性和才力，而接受者也同样如此。个案总是属于天才，在乌合之众那里，在世俗眼中，越是绝妙高超的艺术越是隔膜，它们通常需要时间的追认。
所以极少数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是个例外。他们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大面积的认同，赢得广泛的赞许，声隆盈耳，这种幸运既帮助了他，又损伤了他。
在喧闹中，一个具有极大创造力的人物如毕加索，仍会颓唐和松弛，表现出对完美和巨量劳动的绝望和恐惧，最后涂抹了那么多轻浮廉价的东西。他走入了游戏，因为被悲观攫住了。这一次被攫住，竟然没有生还的机会，只好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下等待最终的结局。
苏东坡最大的幸运，是上苍用另一种办法来帮助他，这就是在他抵达毕加索的那种茂盛的生长期，声名巨隆时，命运却以灰暗的颜色来包裹它。作为一个生命，周边温度骤降，炽热变得冷静，而不至于痴迷和谵妄，这太重要了。
也许苏东坡这样一个不吐不快，游戏不断的性格，特别需要上苍的这种帮助，有一只莫名的手把他推向一个角落，给他酸楚，给他悲观，给他黑暗，给他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呻吟，让他低声长吼，然后再使他慢慢地安静下来。
这时候，天才能够再次复活，成为原来的自己。
诗意地栖居
苏东坡春风得意的时候，可谓被诗意所簇拥，这时候丰盈的物质没有将他剥损和腐蚀，而是让其在尽情享用的同时，沉浸到另一个境界里。
那当然不仅仅是花红柳绿，笙歌曼舞，不仅仅是青春的依偎和欢畅。那一切虽然也有诗意，只因为它们过于艳丽和茂盛，显得有点虚浮矫饰。它们远远比不上荒野，或者是冰凌之下一株寂寞开放的雪梅，背后是无边的荒凉和等待苏醒的大地。这样一种开阔的视野中应有尽有，那才是一场大关照和大拥有。
近在眼前的这株幽香，却是代表整个世界的一次探望和问候，一个专注者将看得热泪盈眶，情不能禁。这种情形是诗人最能够领会、最能够被感动的一个瞬间，他曾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场景。
诗人似乎度过了太多风高月黑的时刻，他在窗棂上看着狂舞的寒枝，然后偎进自己的角落。他似乎不忍让任何一个明媚的月夜白白地流逝，一个人出门，在婆娑的树影下徘徊游走，或进入一座小小的寺庙，在林间竹下印证这种特异的美。
人生是斑驳的，在这一刻的幽静，在这不可思议的撒满了银粉的大地上，他仿佛可以掬起浅浅的水流，看到水流下的卵石，恍若走入童年记忆。
结伴
古人的相互依恋和陪伴，远不是当下的人所能理解的。数字时代的加速度，生活在某些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生存品质，在另一方面又留下了隐忧：它既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让人变得薄情寡义。
这其实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悲惨命运，人与人的疏离、陌生、警觉和淡漠，实际上是与逼近的灾难连接一起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别离，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个人拼争下生存。
我从关于苏东坡的记录中发现此类趣事：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离任时，85岁的张先等人将他远送至湖州，又聚在一起欢饮数日。除了个别公务在身者不能相送，年迈的张先竟然一路陪伴苏东坡到达松江，在垂虹亭上拜酒欢饮。
第二天分别时，老人张先竟然“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泪挽袂”（《祭张子野文》。苏东坡离开黄州，“量移汝州”，前来告别的人络绎不绝，一些朋友一直陪伴他到了武昌，住了两天后，又一起探望老友，盘桓数日；当他到达慈湖，准备顺江而下九江的时候，黄州和武昌的朋友又乘船远道来会，再次相送。直到苏东坡再三劝阻，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返回。
类似的陪伴，需要多少时间？耽搁多少事情？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多此一举，过于周折。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忙了，每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现代科技使我们生活得更加方便，节省了大量时间，我们的时间似乎比古人多了许多倍，但奇怪的是，我们反而变得更加忙碌。
最大的天道恒常
苏东坡和女人的关系，在记录中是没有被忽略的，因为这对于历史本身、对于诗人自己，都同样重要。从皇太后到其他女性，对苏东坡都多有喜欢。这种喜欢也许是不自觉的，是她们对于自然灵性，对于伟大造物的一种向往，这样说并没有多少夸张。
母亲程氏对苏东坡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她的仁厚、善良、随和，多少弥补了父亲的疾恶如仇，刚直和顽耿，以及强烈的入世心和用世心所带来的那种执拗和刻板。苏东坡在她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包容。她对儿子性格的塑造和形成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至于后来那有名的三位皇后，即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更是不可不记。这三个显赫的女性对苏东坡施以援手，或启用于穷困潦倒之时，或搭救于性命攸关之日。这些仁慈的女性，身上有自然的属性，这其中就包含了诗性。
苏东坡一生都像个大孩子，被女人呵护浇灌，孕育培植。他性格中柔软仁慈的一面，可以说接近或直接就来自女性。他的另一面，就是那种男性的勇气和强悍，也能够由女性所唤起，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完美的人性需要这样的综合，这样一个自我确认和升华的过程……
神秘的两性世界是最大的天道恒常。它包含和隐喻了一切，说明了一切。
王安石与苏东坡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佩。
苏东坡当然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却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后来他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知有如此人物。”不过王安石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
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在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选择的道路大不同。
“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坎坷无尽，从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创立万卷诗章、 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
——张炜
（节选自《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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