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同性恋是病”告上法庭
“西西”不是真名，它来自“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这个古希腊的神话人物，日复一日推着巨石上山，每每接近登顶，石头就要滚下。
20岁的大学生西西也在做一件可能“徒劳”的事。她要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及销售平台，在教材中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
这是国内首例“恐同”教材产品质量纠纷案。在2017年7月立案后三次延期，2020年7月28日，在江苏宿迁法院开庭。
西西曾无数次想象在庭上陈述的场景，却因为疫情关系，无法亲自到庭。代理律师代她参加了庭审，而被告及辩护律师均未到场。
三年的等待中，西西数度迷茫，也曾自我怀疑，但还是磕磕绊绊地坚持了下来，因为 “总有一些改变默默发生”。
“我就是同性恋”
18岁时，西西第一次确认自己是同性恋。
她和一个女生在一起了。两人同在一所高中，女生留一头长发，性格开朗，和腼腆的她志趣相投。高三时，她们相互表白，高考后确定关系。
这不是西西第一次喜欢女生。
初中时，她和班上一位女生会彼此写信、互送礼物，一块吃饭、坐车回家。看到女孩和别人玩，她会吃醋。那是一种超越闺蜜的感情，她说不清是不是爱情。
锁上门，她偷偷在房间电脑上搜“同性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还迷上了Lady GaGa，那首鼓励性少数群体接纳自我的《Born this way》，她听过无数遍。
当时，她所在的音乐特长班女生多，班里有三四对女同情侣，同学们彼此很包容。
不过有一次，一个女生给其他班女生写情书，班主任发现后开班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开搜索引擎里关于同性恋的词条，说这是一种病。
那一瞬间，她闪过疑惑，心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但那时的她并不确信自己的性向。直到高考后和女友确立关系，“好像一切都定下来了。”
2015年，西西考上广州一所大学。校园里没有同性恋社群组织，她觉得孤独，经常到中山大学旁听《多元性别与社会文化》公选课，还参加了中山大学彩虹小组举办的性少数群体相关活动，依然感觉无法融入。
她记得大一公选课上有场辩论，议题是“同性恋家庭算不算是一种家庭”。有的同学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怎么能结婚？”有的说“同性恋是病，不适合养育小孩”，还有的说男同容易感染艾滋病……这些说法有的援引自大学教材。她忍不住站起来反驳。
“如果你身边是同性恋，你会怎么样？”一个男生用略带嘲讽的语气发问。
“我就是啊。”西西脱口而出。
一百多人的课堂顿时哗然，夹杂着起哄和笑声。有人朝她大喊：“你说自己的事情没有用，书上的内容才有说服力。”
她无力地坐下，眼泪忍不住往下掉，“觉得自己太弱小了，没办法去对抗敌意和歧视。”
室友和同班同学当时也在。出柜后，没人跟她提这事，“好像故意不去提的感觉。”
后来在一堂社工课上，老师提问：一位母亲发现儿子是同性恋后向社工求助，社工该如何处理？很多同学认为，应该把儿子送去治疗或接受心理咨询。
西西感到震惊。2014年，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胜诉，给同性恋实施电击“治疗”的心理机构被判公开道歉和赔偿，判决书上写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不少媒体对此做了报道。
事实上，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就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以下简称“ICD-10”），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删除。
而2001年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CCMD-3”）中，同性恋作为整体概念已不属于性指向障碍，这被视为同性恋在中国去病理化的重要标志。
不过，由于CCMD-3保留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即同性恋因性取向产生焦虑、抑郁、内心痛苦的情形下，才被视为性心理障碍，一些精神科医生、心理专家甚至官方机构据此将同性恋视为精神障碍。
西西迫切想要做些什么。大一下学期，她到同志公益机构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实习。在那里，她结识了秋白。
秋白曾引领了一场同性恋去污名化行动。2015年，还在中山大学读大二的秋白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东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举报高校教材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与恋童癖、露阴癖等同属心理疾病，有教材甚至指出用电击治疗同性恋。
举报后，秋白先后三次起诉教育部，2016年6月获得立案，但一审二审均败诉。
“秋白案之前，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教材是需要去关注的东西。”西西说，现在网上不断有人讲，某某高校教材出了问题，我要和老师去聊，“你能看到，不论社群还是大众对同性恋的认知度在上升，大家会用行动去改变现状。”
西西也是其中的一个。
“不能够算了”
2016年5月，和朋友聊天时，西西偶然得知暨南大学公选课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版）中，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认为它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关于同性恋的描述。 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2013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在上一年年末，暨大一位男同性恋学生，因抑郁症跳楼自杀，遗书中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内心的苦闷。西西忍不住想，那个男孩是不是也看过这本教材，在偏见和歧视的包裹中无法呼吸。
2014年，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抽取国内90本高校心理健康类教材，发现2001年后出版的31本教材探讨了“同性恋是不是病”，约41%认为同性恋是病。
西西觉得，教材通常是人们了解同性恋、同性恋者认识自我的依据，错误内容会加深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歧视与校园欺凌，影响同性恋学生的心理状态、自我认知和行为——她的一个同志朋友被父母逼着接受治疗，就是因为父母从书中看到同性恋能矫正。
西西决定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编者发邮件，反映书中的问题，没有回复。之后给编者和暨南大学出版社寄了封信，希望出版社就书中内容公开致歉，再版时做出修正。
依旧没有回复。在给编者和出版社打电话也无效后，她找去出版社。一位负责人告诉她，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是学术争议，编辑没有能力判断，应该和编者联系。他们已将信抄送给编者，编者会将相关内容与法律条文进行比对。
西西再次联系编者，编者承诺会公开回应，但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16年7月，西西和朋友到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以及一封300人联名的信，希望出版社能处理这本教材。
西西和两位朋友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和编者工作单位送“鸭梨”。
她没有等到回应。那时，另一位女大学生联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及编者，反映《刑法学》中有“恐同”内容，对方很快就回应了，说下一版重印和新版本中会更新。
这让西西觉得“不能够算了”。秋白和其他行动者的经历，让她看到，即便面对狭小的对话空间，也能不断争取。
那年9月，秋白第三次起诉教育部案开庭。西西带着十几本“恐同”教材奔赴北京，想见证这个时刻。
那一天，北京阳光灿烂，二十三个同志朋友赶来旁听。西西没有旁听证，便将教材摆在法院门口展示，有媒体拍摄，就配合采访，指出书中问题。这让她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时刻，贡献了绵薄之力。
回广州后，她策划了一场《命名：是谁在书写与定义同性恋》的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引发公众对教材“污名”同性恋的关注。
举办前两天，辅导员找到她，表示如果不取消就要告诉她父母。
西西不敢向父母出柜，“他们肯定很难接受”。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从小家教甚严。初中时，母亲发现那个要好的女生从后背抱了她一下后，严肃地质问“你们是在搞基吗？”她慌忙否认。后来看到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纪录片，父母很不屑，“同性恋那么变态”。
西西最终取消了展览，不过还是偷偷办了场没有观众的展览，发在个人公众号上。
西西举办的非公开展览，希望以艺术方式让公众关注同性恋议题。
这之后，她和秋白、志愿者整理出47本含有“恐同”内容的教材，一一联系出版社和编者，收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其中20本教材的编者（或出版社）表示会修订这部分内容。有编者回复，“将同性恋归为“性指向障碍”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在给学生讲课过程中均已为同性恋正名，并会就同性恋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国的现状及立法等情况向同学们介绍和讨论，让同学们正确地认识同性恋。”
为了改变一本教材
决定起诉前，西西考虑了一个月。
2016年10月，一位关注秋白案的律师联系她，问她是否愿意起诉暨南大学出版社，以诉讼方式获得回应，同时延续秋白案对“恐同”教材的讨论。
西西有些顾虑，“自己真的能承担这份责任和风险吗？”
但她不想因恐惧而放弃，她也心存侥幸，父母平时不爱看主流媒体，应该不会知道。她还主动找学院书记讲了自己的想法，请求不要告诉她父母，书记劝她不要起诉。
西西恰是那种“越施压，越会去做”的人。
她从京东网上买了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后委托律师以侵犯消费者权益为案由，向暨南大学出版社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由于难以证明教材直接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法院不予立案。
秋白也经历过类似困境。起诉教育部前，她曾向广州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广东高教出版社侵害名誉权，都未立案，最后只能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这一案由与她倡导的教材议题关联不大。
广州无法立案，西西只能向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负责京东图书运营的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江苏，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错误、误导等明显内容质量问题为由，状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及京东网上购物平台。
西西代理律师葛昂介绍，与性少数群体相关的诉讼，往往很难找到与议题相关的立案案由，他们所选的产品质量纠纷案由，已是最贴近的了，“这是个擦边球，没有办法。”
担心立不了案，起诉状中也没有提及同性恋。
2017年7月立案成功后，西西开始搜集证据。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编校质量属不合格。
她想找一位专业编辑对书进行校对，但没什么人脉，她在朋友圈、微信群四处发消息，找了一个多月才有编辑愿意做。
校对后发现，差错率超过了万分之一。西西据此梳理出54个错误，只有一个和同性恋相关——2017年3月新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了修订，去掉了“同性恋是性爱方面的一种紊乱或性爱对象的倒错”的描述，不过仍将其归为性心理障碍。
2017年3月新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关于同性恋的描述。
这一项恰是最难论证的。西西梳理了31条证据，包括CCMD-3、ICD-10等精神疾病分类标准，同性恋扭转治疗案的胜诉判决书，媒体报道，卫生部相关文件等。通过同志机构，她还联系到3位医学、心理专家，说服他们出具专家意见书，证明同性恋并非疾病。还有专家给法官邮寄资料，提供咨询意见。
书中和同性恋无关的差错，也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找证据。那段时间，一下课，西西就钻进图书馆查资料。
她发现，找证据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证明CCMD-3只把“不和谐的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
起诉前，她曾举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错误内容，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回复，CCMD-3“明明白白将同性恋纳入性心理障碍”，书中同性恋部分不存在知识性错误——这个回复被暨南大学出版社作为证据，连同营业执照、编者简介、编校差错率统计等，一同提交给法院，以证明图书不存在质量问题。
CCMD-3发布至今已有19年，再没修订过。而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删除了前一版中的性取向相关疾病分类。国家卫健委也下发文件，2019年3月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使用ICD-11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但在国内，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疾病，仍有不同的声音。
“我很想赢”
开庭定在2017年10月31日。
西西提前四五天寄了一大包材料到法院，没多久接到通知，法官需更多时间研究案件，开庭延期。
两个多月后，再次等来开庭。然而，刚从广州飞到南京，西西就收到律师发来的消息：开庭再次延期，理由是，京东申请对涉案教材的图书产品质量进行司法鉴定。
她有些难过，担心一再延期，“下次开庭，大家还会关注支持吗？”
不安感很早就有了。这次法院只开放5个旁听名额，要求提前3天办理旁听证，对于想去现场的媒体和外地伙伴来说很不方便。
那晚，西西坐在从南京开往宿迁的大巴上，窗外雾气弥漫，恍如一趟没有尽头的旅程。
黑暗中，后排的男人突然哼起歌，语调忧伤，似感叹，又似控诉。西西鼻子一酸。
她想起了塞尔维亚诗人路易斯·赛尔努达的《漫游者》：“向前，向前，你不要回转，持之以恒，直至道路和你生命的末端……”
一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她去法院补交证据，想和法官面聊下，没见成。
她没想到，这一延期，就是两年。
案件被移交到司法鉴定部门。然而，国内没有与图书产品质量直接相关的专门的鉴定机构，西西和京东便委托法院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提交鉴定申请。
申请被拒绝了，也没有其他机构愿意鉴定，因此没有鉴定结果——这些，今年4月17日西西才知道。
这一天，她还收到了5天后开庭的通知。西西正在香港读研，去宿迁需要隔离14天，时间上赶不上，只得申请延期开庭。
法院书记员说律师可以代她出庭，她和律师要是当天都没到，视作撤诉。西西一下急了。
她给法官打了20多个电话，一直没打通。朋友将她的情况发在微信公号上，呼吁大家帮忙向法院询问。一时间，法院电话被打到忙音。最终，书记电话打通了，延期开庭申请通过。
西西第一次感受到支持的力量。三年来，开庭一再延期，没什么媒体关注，社群里讨论也不多，影响力相比秋白案和其他同志案小很多……她时常感到挫败，甚至刻意回避谈论案件。
律师安慰她，每一次延期，都在拖长案件的生命周期。
起诉后，她听到过一些不友好的声音，骂同性恋是变态，说她借机炒作。辅导员也劝她不要去参加庭审，“肯定会输，没什么意义”。但也有人佩服她的坚持、感激她所做的，“请原谅我这个懦夫”，他们说。
西西生活照
她在微信上众筹起诉费用，有的同志父母五百、一千地捐；也有非同性恋的朋友受她影响，加入彩虹小组，开始关注性少数群体。今年4月，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个案子，上了新闻热搜，吸引了12万评论，195万点赞。评论中，很多人说同性恋不是病。
西西好像看到了“坚持下去的成果”。
担心也有。出镜接受采访后，她害怕被父母看到。母亲经常跟她提到一个女亲戚，事业成功，挣了很多钱，但是没结婚生孩子，“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她还没想好怎么面对父母。
这场诉讼很大程度影响了她的人生方向。大学毕业后，西西去到香港读性别研究专业，今年毕业后留在香港一家NGO公益机构，从事和劳工议题相关的工作。
7月初，西西再次收到开庭通知。因为疫情原因，她申请网上开庭。法院以双方证据多、需要到庭质证为由，没有通过。她再次申请延期开庭，也没有通过。
无法亲自在法庭上陈诉自己的意见，西西觉得很遗憾，毕竟这是她等待了三年的机会。
西西准备的当事人陈述，由律师代她在法庭上说了出来。
胜诉很难，西西知道，但她很想赢。她希望不再有同性恋者因“恐同”教材受到伤害，大家都能拥有一个不用遭受污名与歧视的空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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