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叙事与时代变量的双重绝唱 王方晨最新力作《奔走的大玉》创作原点探视

□柏相

王方晨最新短篇小说《奔走的大玉》（2020年《青年文学》第6期），其文本建构的重心所发生的位移，足以使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写作者与阅读者的认知定力与阅读惯性，产生严重的危机。

首先，人物身份地理性标识或类型化标签的巧妙淡化，使这部短篇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洞穿了狭窄地域意识的文学性的神秘力量。

《奔走的大玉》中所出现的人物，从表面上看，都是源自鲁西南大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但他们仅仅只是故事的发生者或者小说事件的关联者。你很难给这部短篇中的他或者她，贴上某个与其故事身份紧密关联的地理性的文学标识。你很难说他或她是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市区或者哪一个村镇的，甚至你也很难说他或她就是农民或者别的什么类型化的代表。

他们或仅仅只是小说价值逻辑的斜面之一，处在对立且互补的姿态，比如大玉与志良；或仅仅只是小说哲性平衡、美思晕染与世俗落点的无声释放，比如艾月和晓雯；或仅仅只是小说横深伦理与纵深远思的背景式衬渗，比如南京迷、吉福、小泥丸、来运和网红追拍者等。没有一个略显多余的人物。

这种人物身份地理性标识或类型化标签的慎挚淡化，既使这部短篇成功避免了沦为寓言式小说演绎的俗套，具有了迷人的感性气质；也使这部短篇所欲图传达的意旨趋向实现了多义化解读的可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的延展，具有了无限魅惑的理性气质。

其次，人物活动精神类事件的故意突出，使这部短篇命中注定有可能成为本年度短篇小说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精品佳作之一。

《奔走的大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虽然也只是个故事，但这种叙事，不是基于学仿、猎奇、示炫或耍酷式的现实与意识流式的荒诞交构，而是基于固元、释惑、觅路或时空积淀提取式的精神叙事。小说对精神类事件、场面、细节和冲突的无痕突出，很显然是小说作者王方晨的一个创作故意。他把读者悄无声息地引入了一座王方晨式的灵魂的或价值的迷宫。每一条由文本本身所衍射出来的意义通道或哲思界定，都呈现出一种有踪可觅却无体可附的迷幻气质。

小说中的两个各具带路者风采的形象———奔走者大玉与静持者志良，他们都在追命，他们都是追命者。他们既是两个互为价值背景的灵魂逆行者；也是两个互为意义悖论的精神同行者。他们既是各美其美、独立存在和无声抗衡的两枚硬币，都有其各自独立的正面与反面；也是标新而不立异、同向而不同行、互慕且不互相拆台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王方晨的这部短篇显然是有着自己独自窃笑式的创作雄心的。他精心设计的这个鲁西南大平原上的某个普通村庄所发生的故事，表面上散射着钱钟书《围城》式的光晕，但实际上文本本身所泛透出的力量，却比钱钟书的《围城》要更为广阔和深邃。如果说钱钟书的《围城》是单向式的价值腰斩，那么《奔走的大玉》就是双向式的意义车裂。当然，《奔走的大玉》显然也不是温斯顿·格卢姆《阿甘正传》励志式的人文膨胀，它只是试图在为我们个人的、集体的甚至是我们整个人类当下的精神家园或价值伊甸在描眉涂唇。

另外，时代变量小说式深思的慎挚提取，使这部短篇无形中具有了满足人们人文性审视饥饿感的饕餮盛宴的可能。

当下的读者，不仅都早已经深知当下现实的纷繁与葳蕤在故事层面上超越了所有小说家的联想与想象，也都早已经对传统的小说建构模式产生了深深的审美厌弃。我这里所提及到的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式的，也包括依然披着新潮与前卫以西式自慰的。当下的小说场域最缺乏的也早已不是什么披着各类现实与超现实披风的故事性的编织，而是由现实，包括由现实所催生的最新潜意识而共同折射出来的与人们的精神走向与灵魂密度紧密关联的诸种价值性或方向性的审视。

当下的世界，科技发展与物质累计早已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严重地异化或扭曲着我们的生命初心与生民初愿。作品与读者之间的隔阂，在任何时代，其实都与读者的文化水平或者整体人文素质无关。时代变量累计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导致时代巨变。时代变量尽显人性幽微。对时代各种变量的麻木与漠视，其实才是一些作家江郎才尽或盲目自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作家，我们既没有资格埋怨读者，也没有资格埋怨时代，包括各种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价值规避。作为当下短篇小说界精神叙事与时代变量的双重绝唱之一，王方晨的《奔走的大玉》，显然是为我们的这个早已习惯了沉溺于日新月异的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清风拂面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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