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失业潮下的华人工程师
从4月开始，华人工程师尹晟就惴惴不安，在疫情和裁员危机面前，他担心自己会被硅谷的这家公司拿来“开刀”。
5月5日，公司在中午12点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正式的裁员计划。会议结束后，尹晟一直守在电脑前，工作群里满屏是有关裁员的讨论。如果下午五点前还没有收到裁员通知，就意味着“安全”。
到下午4点，尹晟在居家办公时接到了总监的电话。对方通知他，“不好意思，你受到影响了”。
尹晟随即在工作好友群里更新消息，“我中招了”，附上了一个哭泣的表情包。这是他在美国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美的大背景下，做出裁员决定的公司远不止一家。据《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截至6月18日前的三个月内，旧金山湾区410万工作岗位中有超过3%被裁撤，裁员人数超过136000人。
数字背后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有人不敢把被裁员的消息告诉家人，有人在父亲离世后的一个月失去工作，感觉自己“被抛弃”。更多失业的华人工程师们还需要考虑到居留身份问题——他们持有H1b工作签证，若在失业后的60天内未找到新工作，就必须离开美国。
在这个春夏之交，这群人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可能今天有的，明天就没有”
裁员不是突如其来的，尹晟和同事们早在一个月前就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或许是业务数据的下滑，或许是公司接受了条款苛刻的融资，又或许是员工大会上有人问起是否会裁员，CEO答复的那句“nothing is off the table”（一切皆有可能）。
总之，裁员已不是什么秘密，“是裁多少和裁谁的问题。”
尹晟去年才加入这家公司，是组内同级别员工中最晚加入的。此外，他的工资较高，负责的也不是公司最核心的业务。他觉得自己处境比较“危险”。
不安感在员工之间传递。在尹晟的叙述里，等待的过程尤其煎熬，“不知道会不会裁到自己”。3月起，公司让员工居家办公。尹晟能明显感觉到，那段时间组里的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大家各怀心事，群里的聊天也不似从前活跃了。
最终看到自己被裁的邮件通知时，尹晟心情“很复杂”，可以放下之前的忐忑，但失落感又涌了上来，失业意味着和同事离别，以及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去年尹晟加入这家公司时，公司业务稳定，即将上市，没想到一年后旋即陷入裁员风暴之中。公司给持有H1b工作签证的被裁员工续发了两个月工资，还把找新工作的期限从两个月延长到四个月。但尹晟仍然倍感压力，“平时再找份工作当然没问题，但是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不知道市场有多差。”
与尹晟不同，在硅谷的同行林宇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被裁员，虽然他刚刚工作才一年。
他收到的邮件的意思很明确：“由于疫情，公司业务缩减，你的职位也受到了影响。”
林宇觉得发生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工作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短暂。可能今天有的，明天就没有。”林宇整理好自己的工作文件，一个个给同事们发私信告别，互相留下私人联系方式，做完这些，他才意识到自己非常疲惫。
林宇只把自己被裁员的事告诉了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和朋友说，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不能让自己的父母知道，“我自己可以消化，但他们（知道了）会非常担心。”和父母聊天时，他只字未提工作的变动。在异国他乡工作生活，他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最后一面
华人工程师孙玲的经历更为曲折。
三月初，在国内的母亲和哥哥发来消息，说父亲的癌症正在恶化，让孙玲尽快回家。彼时美国已对华发布旅行禁令，回家一趟容易，想要再回美国就难了。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的家人陪护假，人事的同事告诉她，岗位不支持远程工作，如果假期结束时还不能回去，她将会失去工作。
孙玲当时的想法很乐观，美国疫情尚未蔓延，中国的疫情也有了控制住的趋势，或许疫情很快就会结束，到那时，旅行禁令也会解除。
上飞机前，朋友们还在劝她考虑清楚，届时不能回美国就有失去工作的风险。但孙玲的手机里，母亲催促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父亲的病情每天都在恶化。她心里明白，这大概是父女俩的最后一面。
3月9日晚上，孙玲回到老家，填了一张信息登记表就匆匆往家赶。她陪伴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3月12日早上，父亲离世。
父亲去世的当天，孙玲又接到电话，称回来的航班上有人确诊新冠肺炎，所有乘客都要集体隔离。没能等到送父亲出殡，孙玲当天下午就被救护车拉去了县城宾馆。
隔离的宾馆不能开空调，房间里有些冷。孙玲把灯彻夜开着，电视机调到音乐频道，她并不在意里面放的是什么，只是希望空荡荡的房间里能有一些声音。孙玲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讲起这几天的经历，她止不住流泪，“感觉天都要塌下来”。
4月9日凌晨，她接到公司方面的电话，问她是否还在陪护父亲。孙玲将情况如实告知，但对方回应说，由于她的父亲已病故，家人陪护假不再成立，需转换成个人事假，假期最长只能到4月30号。也就是说，如果4月30号前孙玲无法回到美国工作，工作合同也将中止。
【图说】孙玲收到的邮件通知。 受访者供图
孙玲一下子慌了，她咨询有没有特殊政策解决当前的问题，结果仍是徒劳。负责人事的同事告诉孙玲，当时签订的合同是at-will employment（自由雇佣关系），雇主或员工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结束关系，并且不用支付赔偿。四月底，孙玲收到了公司最后一封邮件通知，末尾写着“We will have to consider your exit from the company”（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你退出公司）。孙玲久久地盯着“exit”这个单词，半天没有缓过劲来。她在公众号日记中形容当时的心绪：“被抛弃的感觉。”
压力与选择
人们知道30岁的孙玲，大抵是因为一篇名为《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到纽约高薪程序员》的文章。她十年的经历被概括成一个“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出生于湖南娄底的普通家庭，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到深圳一家电池厂做女工，2010年离开工厂自学编程，成为程序员后开始学习英语，并拿到了本科自考的学位。2017年赴美留学，一年后入职Epam Systems公司。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产品开发与数字平台工程方面的业务，作为公司与Google对接的程序员，孙玲的办公地点也到了谷歌总部。2019年，孙玲的故事被众多媒体报道，她也在这一年登上了TED的演讲台。
孙玲在谷歌的办公室。 受访者供图
美国的生活在她看来平静又美好： 在国内做程序员时，她压力很大，项目上线时，熬夜成了常态。而在美国工作她从没加过班，工作之余还有时间拓展自己的爱好，比如参加马拉松比赛，和朋友们玩飞盘，走上街头采访陌生人的故事，组织一场读书活动，“能探索自己未知的可能性”。眼下暂时不能去美国，孙玲开始留意国内的工作机会，却发现自己的简历在国内并没有多少竞争优势。公司会优先考虑有互联网“大厂”项目经历的面试者，而孙玲在美国工作时使用的技术框架和国内不同，做的是一些小项目，“不算是加分项”。
她的学历也缺少认可度，有次她在求职app上遇冷，有家公司起初对她感兴趣，但人力得知她是高中毕业，本科是自考后，就告诉她“学历背景不太符合要求”。
5月底，孙玲听说可以从柬埔寨转机去美国，这让她看到了回美国工作的希望，她又重新把关注重心放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上。时差是最棘手的问题，隔着十二个时区，她只能在晚上安排面试，有时要面试到凌晨一点多。
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孙玲有过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面试时出现了表达错误，她会在面试后一直回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YouTube上刷到别人的面试经验，看到人家用6个月的时间拿下了Google和Facebook的面试，她想“别人那么厉害，我怎么那么差”。
更大的压力来源于居留身份问题。孙玲持有F1学生签证，即可以在毕业之后有一年专业实习（OPT）的时间，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后才能将签证转为H1B。如果累计90天没有工作，OPT会自动失效，孙玲的限期到7月30日。
尽管面临着因居留身份被遣返的压力，留在美国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刚刚毕业时，尹晟的想法很现实，留学已经花了家里太多钱，如果回国内工作，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在美国工作的话，一年就可以。”
这一待就是十年，他在美国组建了新的家庭，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相比于国内，这里的收入和机会更多，也不必过着“996”式的高压生活，“挺轻松自在的”。
在明确的截止日期面前，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被裁员的情绪里。被裁员后的第二天，尹晟与林宇都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准备知识点、刷算法题、面试，日程表上排得满满当当。
林宇每天要花八九个小时刷算法题，偶尔闲下来，失落的情绪又回来了。情绪低落时，他会听听音乐，出门晒太阳，迅速调整好状态，“抓紧时间做正事”。有时脑海中闪过一个问题——“万一真的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没敢继续往深了想，只告诉自己“可以找到的”。
职场救援
看到同事兼好友尹晟被裁的消息，李宏伟心里一紧。在他眼里，尹晟的工作能力非常强，裁员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裁员正式开始前，李宏伟还在和项目组里的另一位同事讨论未来两三个月的规划，这位同事却在几个小时后遭遇了裁员。李宏伟描述自己的感受，“像自己的战友不得不离开”。
李宏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好友和同事。比起空洞的鼓励，他更希望能寻找一些工作机会帮助好友。当天晚上，他建了一个华人互助求职微信群，有招聘需求的人可以将需求发在共享文档里，方便求职者查询。
最初，李宏伟想着“哪怕只帮一个人都可以”。他没料到，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三天内，文档里就有了270条招聘信息，李宏伟的手机上不断跳出好友申请，他收到了几百条私信消息，微信群建了8个，总人数超过2000人。
正在找工作的林宇也看到了消息，他从两百多条招聘信息中挑出二十多条感兴趣的，往邮箱投简历，80%都会收到回复，“相比其他渠道，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社群里大多是被裁员的失业者，也有面临就业问题的毕业生。除了分享招聘信息，还会讨论面试时遇到的问题。不少人在群里讲述自己的困难，有人刚签好的offer又被取消了，有人仍然为居留身份焦虑。李宏伟曾经在其他匿名社区里看到失业者发泄心中的苦闷，“是不是我不够好才被裁员？（不然）为什么我被裁了，别人没有被裁？”
互助社群页面截图? 受访者供图
李宏伟理解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他常在群里说，被裁员和个人能力没有关系，只是公司在大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不少人私信他，说被裁员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给每个人回复鼓励的话，告诉他们这是大家都在面临的问题，可以再去群里或求职软件上找找机会。从5月底开始，群里陆续开始有人“报offer”，分享面试经验。尹晟是群里第一个“报offer”的人，他在群里鼓励大家，“市场上总会有机会，多尝试总有收获”。
有应届毕业生联系上尹晟，说起最近找工作的种种难处，每天都在海投简历，一直收不到回复。在美国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后60天内找不到工作也会被要求离境，他们没有积蓄，也缺乏经验，求职难度更大。
这让尹晟想起自己2010年刚毕业的时候，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阴影还没有消散，市场上几乎没什么机会。尹晟每天都对着电脑搜索招聘信息，填申请表格、上传简历，但投出去往往石沉大海，偶尔有面试也以收到拒信告终，“蛮受打击的”。尹晟告诉应届毕业生，他可以帮忙联系猎头，那样比海投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
华人工程师缇娜和允颂曾组织公司的工程师们向互助社群捐了价值近六万美元的约200个高级账号，方便求职者直接和公司沟通。考虑到毕业生求职难度更大，互助社区将这些账号优先发给了他们。拿到账号的毕业生在群里发感谢的话，有人说，“上岸以后，我们要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重新找到工作后，林宇也加入到了志愿者团队中。目前，这个基于华人群体的互助社群已经有4500多人，并组建了10人的志愿者团队。李宏伟和志愿者们希望能扩展职场互助的层面，包括面试经验分享、个人职场发展建议等，不仅仅停留于帮忙求职。
孙玲目前还没有确定工作，她决定从柬埔寨转机去美国，“冒险一把”。 她原计划在美国待够三年，再决定未来去哪里发展。这一年经历的事情打乱了她原有的计划，眼下最紧要的问题是能否在7月30日之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孙玲概括自己的生活“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面对眼前的难题，她并不悲观，“不能改变就接受，能改变就尽量去做”。
她在网上发了一封求助信，希望有人能帮忙介绍工作机会。“2020 is a tough year.”（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在求助信的末尾，孙玲写道，“Stay tough！”（保持坚韧！）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尹晟、林宇为化名）(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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