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子因何将“四书”放得那么高？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朱汉民以《朱子与〈四书章句集注〉》为题，从“四书”学的演变、朱子“四书”学与理学、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三个方面，阐释并论证了作为先秦儒家子学典籍的“四书”，正是经过朱子合编并重新注释，形成了系统化、哲学化的经典体系，最终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汉民认为，在“四书”原典中，“仁”是其中的思想核心；而在朱子建构的“四书”学，“理”则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朱子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体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

读“四书”如吃熟饭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著作的合称。

在朱子之前，“四书”尚是分散的四部书，甚至只是篇章。朱子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形成了“四书”的概念，这四部书因此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经典化的体系。宋至明清，“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核心经典，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科举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儒学史和经学史来观察，“四书”属于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他们的弟子们记录、编撰、保存、传播，后来这些典籍被称为“诸子学”。在这一时期，“四书”都属诸子学的范围。

比如说《论语》，应属自“六经”以外立书的第一本子学著作，而孔子本身也是开创春秋战国以来的私人讲学第一人。按照现代学者蒋伯潜先生的观点，《论语》如果不是另立书名的话，其实书名可以就叫“孔子”。当然，《论语》这部书的地位，后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初还是属于子学。

汉代之后，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已经在发生变化，开始由诸子学变成“六经”的传记之学。至宋代，朱子开始把汉代作为传记的“四书”提升为独立的经典。朱子用四十多年时间钻研“四书”，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显然，他将“四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六经”之上。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了解儒学，首先要读“六经”，而按照宋儒、按照朱子的观点，首先要学“四书”才是正确的。朱子还打过一个比方：《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读“六经”要花很大的功夫，就像我们要吃饭，需要先到田里面打禾，然后才能做饭。但是读“四书”不一样，“四书”如同现成的米，只需把现成的米拿来做饭，就可以获得营养，就能获得文化和思想的进益。“四书”和“六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朱汉民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地位在宋代无疑得到了空前提升，更加重要的是，朱子和宋儒对“四书”所做的重新阐释，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四书”学的这段演变过程，简单概括起来可以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天理”统摄“礼”“仁”

在学术史上，宋代儒学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儒学”，因为其思想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拥有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系统化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理学。而理学本身，又包括一套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内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的、缜密的思想体系。

朱汉民说，同样是讲仁义礼智信，宋代儒学的观点与早期儒家就大不一样。比方同样讲心性论，《孟子》《中庸》讲心性，与理学讲的心性不同，理学讲心性有其自身特点。“格物致知”，也就是《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它有一套“三纲”“八目”，但这些内容到了宋代儒家，特别是到了朱子那里，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变。同样的内容，比如说孔子解释“仁爱”，孟子解释“心性”，都很平实，但朱子的解释就显得非常高深，非常复杂，非常形而上。

朱子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他并非刻意把浅显的道理讲得很高深。他从儒家的子学著作里挑出“四书”，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阐释，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即理学的思想体系。反过来看，朱子对“四书”作出的一些创造性解释，大大提升了“四书”原典的思想内涵。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子“四书学”的经典重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新仁学”的重建。他对“仁”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提升了仁学的形而上的意义。例如，按照孔子的观点，仁学就是爱人，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恭、宽、信、敏、惠”，这都是非常平实的。但是，朱子把它理解为“天理”。这里的“天理”，首先是仁道，但又不仅仅如此，它同时还是天道，也就是说，“仁”是仁道和天道合一的。这样的解释阐发，既强化了仁学的哲学意义，也强化了其信仰意义。

在朱子建立的“四书学”里面，“理”开始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儒学史上“礼—仁—理”的演进过程，即周公的“礼”、商代的“礼”，到春秋战国的“仁”，再到宋代“天理”的“理”这样的演进过程，在朱子的“四书学”体系或者说理学体系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是一个逻辑的体系，即“天理”可以统摄“礼”和“仁”。这也意味着，原来一个实践性的历程，经过朱子阐释发展，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逻辑化的体系。

朱子的“理”，首先是指人文之理，也包括做人的道理。朱子认为，除此之外，人的身体还会生病，大自然还有很多节律，背后也有“理”在支配着。按照朱子的说法，它们是同一个“理”，可以统称之为“天理”。用“天理”论来解释“四书”所包含人文的、道德的规范，就把原来的人文道德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普遍化、形上化的哲学范畴。

朱汉民认为，孔子以“礼”归“仁”，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而朱子进一步提升“理”和“仁”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建构了一种既包含“理”的制度和“仁”的精神，又具有“天理”的哲学化和“天心”的信仰的文明体系，这是理学化“四书学”的一个最大特点，由此也可以判断，“朱子学”包括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儒学，而这种新的儒学是哲学化、宗教化的一个儒学体系。

经筵讲官的双重使命

朱汉民说，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是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而“道统论”真正的确立，也是和“四书学”联系在一起的。正由于朱子建立了“四书学”，才使“道统论”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经典基础，由此推动了新儒学“道统论”的形成。

早期的儒学经典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道统思想的基础。朱子通过结集“四书”，为“四书”作序，重申道统论。

事实上，“道统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时候，到底哪一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第二，在儒学的地位确立之后，如果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第三，当时提出了士大夫要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儒生士大夫与君王在这样一个共治结构中，应该由谁来主导？

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情况下，哪一家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我们知道，魏晋时玄学大盛，所谓玄学是以道家之学为主导的。至隋唐时，佛道大盛，佛道之学大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者提出和强调“道统”，并且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传承脉络，指明其历史源远流长，论证其源头远早于佛老之学，即从尧舜时代，甚至早至伏羲时代，儒家的“道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无异于宣告，中华文化的正统就是儒学。这一点，其实也表达了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在面临佛道之说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

既然儒学是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那么，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呢？从北宋庆历之后儒学开始复兴，出现了很多位大儒，大儒们在各地民间兴办书院讲学，弘扬儒学的正统地位。各地由此形成了多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到朱子的时代，更是学派林立，书院也更加兴盛。不同学派提出不同的道统观念，但都特别强调自己的学派才是儒学的正统。而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从尧舜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到程朱的道统脉络。由此，也就明显确认，程朱学派才是孔孟学派的正统传人，而孔孟学派正是尧舜之道的正统传人，所以程朱学派才是真正代表儒学的正统。

朱子“四书学”建构道统论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如何处理自己和帝王的关系。因为宋代倡导和追求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在这种架构下，谁是主导的角色呢？朱子认为，汉太祖、唐太宗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帝王，但他们又和尧、舜、禹、汤、文、武完全不一样，因为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们，都是依照“道”来治理天下的，所以才有“三代盛世”。而汉唐之君考虑的都是利欲，没有考虑施行儒家之道。所以朱子感慨，“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意思是说，汉以后的历代君王，没有使“道统”和“王统”合一。既然“合而为一”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朱子认为，责任还是在儒家士大夫，因为儒家士大夫掌握着道统，有责任通过“道”去说服君王，最终实现“道统”和“王统”的合一。

正因此，宋代兴起了“经筵制度”，很多儒者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都曾经担任过经筵讲官。他们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引导君主能够回归“道统”。同时，他们又是士大夫身份，是朝廷的命官重臣，在担任朝廷命官和重臣期间，要以“道”来处理政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子经常表扬范仲淹，认为范仲淹还是白衣秀才时，就能以天下为己任，出仕后又能够积极推动宋代的社会改革，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范仲淹自觉担负起符合儒家之道的文化使命和“以道治天下”的政治使命。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四书学”的道统看起来是道统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实质上包含着非常现实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也表达了很强的政治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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