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并记住的一切
Plan J 
从武汉封城之日（2020年1月23日）起，独立影像创作人小林（@蜘蛛猴面包）开始用视频vlog记录疫情中武汉人的生活，汇编成系列作品《武汉日记2020》。在疫情最严重时期，这些视频是许多人了解普通武汉人——从医护人员、快递小哥、抢购蔬菜的顾客，到病人家属、志愿者、流浪汉和无人照料的宠物——日常生活的重要渠道。
2020年7月，小林与上海大学新传院副教授夏佑至、纪录片导演谭佳英展开了对话，讲述了这个系列vlog的拍摄历程。以下为分享会实录，问题和回答均经过编辑。
整理丨冯子凡 汪颖骏
信息洪流中
突然流行的日记体Vlog
夏佑至：半年过去了，整个世界都因为疫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城市大伤元气，至今没有恢复过来。武汉就是这些创伤累累的城市之一。回到1月底、2月初，武汉封城之后，大家应该都在不断刷手机，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武汉的情况。
当时，有实力和有担当的新闻机构，都把自己最好的记者和编辑派到武汉去了。还有数不清的专门收集、整理和发布信息的微信群，特别是那些对接医疗机构和患者，为媒体提供报道线索，以及武汉人为了维系正常生活而建立的微信群。微博的活跃程度也是近几年所没有的。
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了一段信息洪流，日记体突然流行起来，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逐日或不定期地记录自己的生活。这些记录是公开的，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传播的范围都不会特别广，甚至不会超出一个人线下人际网络的范围。但也有一些记录，在陌生人那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在疾病大流行时期，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经历的生活，同时又焦虑地寻找其他人的记录，希望能够获得确定感和情感慰藉。甚至不止于此。信息流动也激发了攻击的欲望，强化了那些基于观念而不是利益的社会冲突。
也许这不是疾病流行期间特有的现象，但大流行带来的恐惧和信息饥渴，使得这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机构和个体、专业人士、创作者和普通人，都同时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很多界限消失了。
这和2003年SARS流行期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还没有微博和微信，甚至连博客都没有，大家借助BBS和门户网站交流信息。
那时候，两位嘉宾都还很年轻。
小林还在武汉上大学，是一位滑板爱好者，平时玩乐队，做了一个叫做“朋克城市”的网站，学会了拍照片和视频；佳英刚从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日语翻译，后来读了视觉人类学的研究生，开始和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周浩合作，参加了纪录片《差馆》《龙哥》和《棉花》的剪辑和制片，再后来她自己也成了纪录片导演。
分享会之前，佳英对我和小林说，《龙哥》其实就是一部长篇vlog，因为这部纪录片有着vlog的全部特征：第一人称叙事、主观视角、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紧紧纠缠在一起。
我们先请小林来讲讲，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为什么用vlog这种形式做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反响？
小林：我是个喜欢用视频记录自己生活的人。武汉封城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也是处在这个事件之中的人，所以就想记录自己在这个事件里面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武汉封城当天我就拿起摄影机出门拍了一些素材。在那之前，我也是每天关注各种各样的新闻信息。和很多在武汉的人一样，多少会感到恐慌，因为你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第一天出去的时候，非常谨慎，在车里面用GoPro拍车外的场景，然后去超市里面采购生活物资，记录了里面的情况。
和往常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剪辑，发到微博上。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很多，主要是觉得今天我出去了，把我看到的、经历的场景变化分享到网上，让身边朋友或者关注我的那些人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不管是武汉的人还是武汉以外的人。
这些片子也不能算是媒体的新闻片，我将它定义为vlog。四五集以后，我会提前构思要拍哪些主题和内容。如果每天拍自己的生活，后面呈现的东西肯定是会重复的。
所以我后来主动去寻找一些人物或者事件，选择一些对象进行跟拍。我没有像纪录片那样去做长时间地跟拍，而是更多地考虑让大家从多角度了解这座城市和不同的人物。他们怎么样经历这场事件？他们的遭遇是什么？
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媒体，还有拍纪录片的团队特别多。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一线、很有价值的场景资源。对我来说，我会考虑拍摄我能接触到的那些人物和场景，把镜头对准和我一样的普通平凡的人。
志愿者在给医护人员理发
这个疫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设
夏佑至：佳英之前操作了很多片子，都是长期跟着一个拍摄对象，跟他互动。这种方式和vlog有很大的差别。身处一个大事件当中，我们都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但除了信息层面，也希望有一定的形式感，不只是在短视频平台碎片化的传播。这种取舍对佳英、小林这样的创作者来说，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对吗？
“蜘蛛猴面包”微博相册截图
谭佳英：我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是湖北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恩施。越是小地方，封锁越严密，当时我在家里面完全出不去。我就刷朋友圈，看见以前的导演朋友齐聚武汉，至少五六个，在武汉的一个宾馆里，聊每天要拍什么。他们能接触的资源会比较好，我猜测拍摄方式是从医院的一线找到几个代表性的病人、医生，然后再跟着走进他们的家庭，可能就是抓到一个点，然后从几个维度把这个点深入。
他们也感觉到，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能够接纳一个陌生人到自己的家去拍，这样的拍摄对象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帮导演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就是维护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长纪录片假如计划拍60天，可能到第59天，对方突然说我不想拍了，你不能用我的素材了，然后就全完了。
曾经有几个导演聘请当地的摄影师拍摄，片子出来的效果特别差，和导演本身的量级完全不相符合。现在来看，他们还不如放弃这种过于追求形式，或者说过于追求深度的做法。疫情下的不确定性特别高，一般情况下很难深入，反而小林的这种做法，不只是操作便利、容易出作品，而且可能成功率也会高很多。
小林：是这样的。我了解你说的这种导演在外地，在武汉这边找摄影师的情况。导演那边会有一些预设，我希望你能拍到什么或者跟到什么样的人物，甚至会有很多场景的预设让这边来拍。但实际上它太难了，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给了他这些预设，摄影师在做的时候，会更多地去想着我怎么样去完成导演安排的这些预设内容，很容易失去一些最真实的瞬间。
谭佳英：这个疫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设。
把数字“1000万”
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夏佑至：很多人想象一个1000万人的城市，想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数字，1000万人，和900万人、500万人、100万人有什么区别？完全get不到。
小林片子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细节，是他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吃年饭。很普通的两个年轻人，因为疫情都不能回自己的家，就一起凑合着过个年。小林进门戴着口罩，消毒之后才敢进房间。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个姑娘拉下口罩喝了一口酒。这种视觉的力量很难替代。你在那里，拍下来、剪出来、发出来，大家看到，就把1000万这样一个数字，还原成了一个个个体的生活细节。
小林和朋友在一起吃年夜饭
我们刚才讲到，各种媒体、纪录片导演、拍摄的资源都集中在医院几个非常核心的场景里面。这些场景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人知道，它也只是一个数字。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家住汉口，去武昌办事，之后公共交通停了。没办法，她只能从武昌步行过江到汉口去。很难想象在正常的情况下有人会这样做，但那个时候我相信绝对不止她一个人这样做。
这些普通人只有被拍成影像，以一个连续的、有形式的、完整的信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那1000万人的城市里面，在非常爆炸性的新闻场景之外，那些普通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传统纪录长片的制片流程和对效果的预期，会影响导演的工作方式，会影响他决定我今天要拍谁，我要去寻找谁，我要取得他什么样的同意，跟他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跟小林和他的拍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车里接到一位医院护士，她下车的时候给你她的N95口罩，所有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在预期之外，上车之前她是一个陌生人，下车以后她又变成一个陌生人。
我们今天有这个技术，把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记录下来，变成vlog，使它具备一种形式感。总有一天我们要回过头来去了解，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些非常具体的个体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怎么交流这件事的。
接送医护人员
小林问上车的护士，你们医院到底情况怎么样？其实那正是我们最想知道的，而且我很期待她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来回答我们。你对她无所求，她对你也没有任何所求，你们的关系只是车运行的那么短短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她递给你一个N95口罩。
谭佳英：在疫情还比较早的时候，我被邀请到一个群里，群里在讨论征集一些能代表这段时间武汉人生活的东西，放在博物馆里。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放进来，最重要的是什么，等等。对博物馆来说，甄选的标准特别重要：是从主流叙事，表现一线逆流而行的壮观景象的角度比较重要；还是平民视角，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比较重要。当然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前段时间我有关注一个东西，疫情期间，包括从非典到我们的新冠，有一波大家现在看来可能都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叫做疫情幽默。大量觉得疫情离我很远的人讲笑话，比如“今天大年初二，门外的树叶动了一百多下，小鸟飞过来两百多次”，大概就是这样的幽默的段子，一度流行了至少有一个多月。
关于疫情的体验，是一个金字塔的状态。大多数人关心但是整体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威胁，再往上一点可能对疫情相当关心，再往上可能就是这1000万武汉人。这1000万人里面，可能有非常边缘的，也有和疫情发生更多关系、更多介入疫情过程的人群，比如医护人员、支援力量、志愿者，还有像小林这样的自发报道者。金字塔真正的尖尖上的那么一点点，才是媒体集中关注的东西。
如果说真的会有一个疫情博物馆的话，它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录，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藏品？小林的这些影像符合藏品的标准吗？我觉得选择的过程本身都会非常有意思。
网友很容易两极化
不会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改变任何人
夏佑至：小林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做这件事本身就特别累，疾病本身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氛围、身边人的心理变化，应该也会对你产生很大压力。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和方式介入其中，介入的程度是多少？
小林：其实在做头几集的时候，我就想过不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很多人的留言会push你，让你想要去做更多更详细的内容。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想做，我就去做；一旦我不想做，我就不做。因为没有牵扯到任何的利益，也没有牵扯到任何的责任，完全出自我想做。所以每一集，完全是出于我对拍摄的主题与对象真正感兴趣。
我在事件里担任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志愿者，一个是记录者，我会把志愿者放在优先的位置。很多人在私信里发一些求助信息，我没有时间看所有的，看到我能帮的，会优先去做那些事情。2月初的时候，有粉丝发私信说，需要我去某个药店拿球蛋白的药，送到汉阳的医院给患者家属。中间我安排了一个空档出来，去拿药给他送过去。
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时也在记录，任何发生的事情我都不会错过，很多我没放到片子里。有一次我在拍物流司机，一个记者朋友说，有一个患慢性病的小孩在湖北另一个城市，他爸爸和药都在武汉，当天就要送到中国邮政的一个点去。他爸爸没有交通工具，那边就联系到我。我的拍摄点离求助者特别远，有二三十公里。整个过程中，就有很多这样穿插着做志愿者的事。
夏佑至：收到数不清的求助的信息，你会紧张吗？
小林：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会给自己压力。我知道那边有很多信息，有很多求助，我也尽量按自己的节奏来。我能做好哪一样我就去做，不能让这些事情全部拥挤过来。
夏佑至：关于你的作品，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会不会有读者觉得你拍的太多了，或者说你拍的风格不够强烈或过于强烈？
小林：我觉得网友很容易两极化，要么就是好的，要么就是不好的。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改变任何人，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过多地参与那些观点上的讨论。
Vlog的拍摄伦理问题
夏佑至：第十一集的内容是小林在武汉各地送药，有些家庭需要药但不能去拿，或者说那个药本身非常稀缺，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买到。这时候社交媒体上组成了一些志愿者网络，有人负责收集这类信息，有人负责买药，有人负责送药，小林负责送药。送药过程当中，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家里有病患的家庭。
你在拍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你的拍摄对象对你在做的事会有什么样的评价？
小林：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在拍摄，我当时是用了非常不明显的方式在做记录。如果你跟他突然去说拍摄这个事情，他们会呈现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我当时是先记录，在做后期的时候，用了马赛克的方式把他们做了遮蔽，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知道我在拍摄，当然我没有怼着他去拍。
夏佑至：这集在网上传播得特别厉害，营销号零敲碎剪，剪成各种各样的片段。
小林：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别人盗用什么的，我看到后非常气愤。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一一投诉，效果还不错，大多数都已经删掉了。
夏佑至：所以佳英你看，这就是vlog和新闻类视频或者传统纪录片之间很大的不同。第一创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和媒体记者、传统纪录片的导演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很不一样。
谭佳英：对，我们还要开一个允许拍摄的合同给对方签名。
夏佑至：传上网以后，vlog创作者对作品控制的程度是很差的，你基本上不能控制它的传播，你也不能控制你的受众对这件事的反应。他们可能从你没想过的角度质疑你，也可能把原内容扒下来根据需要再剪辑，而且我们还要考虑这样会不会对你的拍摄对象产生影响。
谭佳英：你后面有收到被拍摄者对你表达不满吗？
小林：没有。有一次送药对象叮嘱我说，希望不要放到片子里，他自己无所谓，但用药的是他妈妈，会担心对他妈妈产生影响。我就没有放进去。
谭佳英：除了这种事先打好招呼以外，你在选择素材的时候有什么标准或倾向吗？
小林：主要看内容，比如我们的对话部分比较好，我会放进去。
谭佳英：如果你没有志愿者的身份，还会有其他方式进入这么多元和庞杂的拍摄中吗？
小林：那我就是作为一个武汉市民，一个城市的记录者。
谭佳英：我接触的几个摄影师还是以纯粹拍摄者的身份介入，在交流上比较僵硬，没有你的这种代入感，拍摄者主动交流的动机还是非常重要的。
小林：因为对着镜头的时候他们多少还是会有些顾虑，除非你们特别熟。所以我拍摄时候尽量不让他感觉有镜头对着，除非我们已经有前期的沟通。
谭佳英：你觉得vlog这种拍摄方式，在对方还没有正式认识到你在拍摄的时候就开始拍，是不是存在伦理上的问题，它会不会成为以后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中国人的肖像权意识越来越强之后，vlog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展开了？
小林：我现在没有考虑这么多，比如说我在旅行拍摄的时候，我全部是用这种方式拍vlog的。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人，跟他们有个很短暂的交流，我都会拿着我的摄影机。当时我遇到的那些人都很好奇，比如在非洲的时候。
镜头前的小林
但在中国，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都可以拿起来拍东西，大家对镜头的宽容和耐受度反而高一些。当然我也会看对方的反应，对方表现出不乐意的话，我马上就会停止拍摄。
谭佳英：但是拍摄是一回事儿，传播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夏佑至：正好有听众在问这个问题。这种相当于偷拍的行为，在传播上会有什么道德困境吗？
小林：我其实不觉得这是偷拍，因为我想到的更多地是记录真实反应的东西。我也没有考虑到这是一种偷拍行为，触犯了什么伦理。
谭佳英：因为疫情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家可能理解，如果放到平时日常的情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小林：那就看你拍到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是否是触及到一些隐私。
夏佑至：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身份自觉，新闻记者、纪录片导演，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自觉，也有很多外在条件来约束它。商业计划、法律条款、职业规范，知情、知晓、同意。可是对于一个vlog来说，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小林可能认为这和拍一个短视频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这样一种心理、身份的预设的话，它会影响你社会互动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什么能拍或什么可以拍，什么是拍摄对象能够接受的心理底线，用什么拍，作为拍摄者也会有因人而异的临场判断。我们会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判断，要不要拍，要不要用（他的素材）。
谭佳英：我没有制作vlog的经验，但是听说做vlog的第一要素就是要练得脸皮很厚，可以自己对着镜头说半天而不顾周围人的眼光。这种镜头前的自我训练，你用了多久？
小林：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专门拍vlog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vlogger。我所有拍vlog的经验来自于旅行中的拍摄。我本身并不是很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主动去跟人交流的人。拍旅行vlog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少主动搭讪别人，更多的还是在自我讲述、自我对话。拍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需要有所转变，要不停地主动去跟别人去说。
听见武汉人的声音
夏佑至：有一个朋友问，你在拍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拍摄的风险？感染的风险等。
小林：最开始出门那几次是有一些担心的，后来出去的次数比较频繁，也看到了其他志愿者，包括有一些在岗位上的那些人，会降低自己被感染的风险意识。
谭佳英：我想问小林，你平均一集需要的素材量大概是多少？成片比大概是多少？
小林：差不多1/3，有时候将近一半的素材我都会用到，后面是几天里拍的同一主题的素材综合起来剪为一集。拍的时候我脑子里其实有一定的剪辑构思，所以会尽量少拍那些我觉得没用的素材，也是为了提高效率。有些是回看素材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集。我一直是一个人独立在做片子，所以这方面经验稍微多一点。
东湖栈桥边，工作中的小林
夏佑至：有网友问，你做这一系列Vlog得到赞助了吗？
小林：没有，我做这个片子没有任何的赞助，上传到网上是没有任何收益的。唯一就是我去参加了个短视频评选，得了奖金。
夏佑至：这个系列里，第二十集的调性跟前十九集都不一样。首先完全是录音，没有画面；其次它是两个非常完整的当事人叙述，跟Vlog视角完全不一样。最后为什么会用它们来作为结尾？
小林：做到十七八集的时候，我就想过最后要做一集回顾总结。第一段是一个患者家属去世，之前我和他电话通话做了录音，确实是没有画面的。后面那段，有部分录音和拍摄素材。全部是对话，没有任何的场景变化，还不如就去掉画面，让大家直接去听声音的讲述。我在后面也铺了一个很缓慢的钢琴曲音乐，我觉得这种内容更适合安静地去倾听，不要有视觉上的东西去干扰和分散注意力。
做这一集也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回顾，从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个角度去大致了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铭记这个事情。
夏佑至：有网友问，你跟普通武汉人交流时最难的是什么？经过这样漫长的疫情，以及记录，你有没有感觉到某种成长?
小林：首先是取得对方的信任，我知道很多武汉人的性子很直，脾气比较急。我是武汉人，但好像不算是那种典型的武汉人，所以在平时的生活里也很少跟那样性格的人发生交集。但是在疫情期间，我看到武汉人这种直爽的一面反而带来了更多更积极、温暖人心的事情。
最大的成长是让我重新认识了武汉这个城市。疫情期间城市变得特别安静，你会更多地去思考你与这个城市的关系。疫情之前，我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还没有这么大的联系。
夏佑至：在这里还是谢谢小林，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焦虑、不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的片子让我们听到了武汉人的声音；而当4月份武汉的疫情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又把武汉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耳边，让我们记住这些普通武汉人经历的一切。
*本文部分图片为vlog截屏，由作者“蜘蛛猴面包”授权使用。
原标题：《一个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并记住的一切丨谷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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