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的归来
◎路明
我考了上海的高中，又读了上海的大学，我的身份证打头是310。对一个知青子女来说，基本算完成任务。我妈满意地说，一桩心事放下了。
接下来，她要为自己奔忙。
我出生的小镇，八十年代初，总人口不过一两万，却因毗邻上海，来了一千多“上海人”。说是上海人，实际来自苏北、安徽、江西、云南、黑龙江军垦农场、四川三线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少小离家，辗转落脚于此。他们烧上海菜，讲上海话，看上海教育电视台的新闻，寄希望于子女，有一天替他们回到上海。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放学回家后，还要学英语、学乐器、练习上海话发音。说不清是骄傲还是无奈，我们很早就明白，自己是一条河，终归要流到海里去的。
我的小伙伴汤圆，跟一个镇上的女孩谈恋爱。对方家长得知，来学校大闹一场。初中生早恋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很少见家长摆出如此激烈的架势。控诉声中，听到一句，“他们上海小囡以后都要走的”。
对门二楼住着放射科的王医生。他儿子大我两岁，我叫他小春哥。王医生会拉小提琴，小春哥从小也跟着练琴。每次我走过他家窗下，总听见咿咿呀呀的琴声，偶尔还有王医生的训斥。小春哥考取普陀区的重点中学，迁户口时遇到麻烦。上海的亲戚纷纷推说房子太小，住不下。王医生赔笑脸、说好话，直到拍桌子翻脸，同亲戚们决裂。小春哥痛哭一场，放弃入学资格，继续在小镇的高中就读。有时我半夜醒来，他书房的灯还亮着。像一颗孤独的星，嵌在小镇寂寥的夜里。
三年后，小春哥考上同济，王医生扬眉吐气了一把。说是“考回上海”，上海已经没有亲戚。宿舍以外，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汤圆寄居在虹口区的伯伯家里，四口人，挤二十来个平方。伯伯跟他商量，你看，我们平时也挺照顾你的，周末让阿拉搓搓麻将好吧，阿拉就这点爱好。汤圆点点头，说好的。伯母有些不好意思，塞过两张十块钱，让汤圆中午“去外头买点好吃的”。此后的每一个周六周日，直到高考，他都是夹着两本书，在家附近的肯德基度过。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外公外婆、两个舅舅、舅妈都挖心挖肺地对我好。外公外婆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我，自己睡没有窗的后厢房。外婆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只要我在家，就不准外公看电视听广播。外公没办法，骑车去虬江路，买来一副老年人专用耳机。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他们等待女儿的归来。女儿十六岁离家，出走半世，归来的是一个少年。
我妈退休那年，把她的户口迁回了上海。说来可笑，以“投靠在沪子女”的名义。当年她拼了命把我送回去，像抛出一只锚，如今得靠这只锚把自己拉上来。为此，她来回跑了大半年，两地的居委会、派出所、街道办、户籍办、档案馆……像一只恭顺的皮球，从一个窗口被踢向另一个窗口——领号，排队，谦卑地笑，同志你好……不是缺这个材料，就是那个格式不达标。她终于发了怒，拍着桌子，泪水滚滚而出。不办了。不回上海还不行。户籍办的小姑娘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三十九年前，她捏着从学校领来的《上山下乡通知书》，跑到派出所迁户口，一个章戳下去，一秒钟不到。回到家，太外婆问，户口迁出去啦？我妈说，嗯。太外婆问，什么时候走？我妈说，下个月。太外婆的眼泪掉下来。我妈慌了，外婆你别哭，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没见过这位太外婆，我只在我妈的讲述中一遍遍想象她的模样。在我出生前一年，太外婆就去世了。
小镇的一千多“上海人”，一大半回到上海。他们办齐各种手续，又倾毕生积蓄，甚至背一屁股债，买一间郊区的小房子。千辛万苦，像洄游的鱼。小镇人笑他们想不穿，何必呢，一把年纪，被当作外地人。上海有啥好？从前的南京路、淮海路，是有别处见不着的好东西。现在都网购了，一键下单，哪都一样。为啥还要回去？
他们在十六七岁的年龄离开家，家变成一块琥珀，被层层时间包裹。像刻舟求剑的旅人，他们一辈子记着那时的上海。别人觉得，这帮人心心念念的，是回大城市，在他们心底，更深的念头，是找回那段丢失的岁月，和岁月里的人。上海驶远了。故人已逝，年华将老，注定徒劳。
前些年，小镇建了一个物流中心。各地发往上海的货物，被卸下卡车，检验，打包，再装车。人也是这样。有人顺利通关，有人被卡在这小镇上，一等就是几十年。
大学毕业后，小春哥远走异国。一年回上海一次，待两三天，住酒店。我问他，小提琴还拉不？他楞了一下，说，早忘了。
汤圆回到小镇，开了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不错。前些年我参加他的婚礼，新娘子有点眼熟。黄潇潇对我的记忆力表示不屑，“不就是从前那个嘛”。
我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生活，渐渐地，对这座城市生出亲近和依赖。我不是生来就是上海人，也谈不上有多期望。说到底，是因为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包容和温暖，让我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那天收快递，瞥见包装盒上“菉溪镇分拣中心”的字样。我笑一笑。有一点亲切，也有些许的感伤，像收到一封来自过去的家书。
《出小镇记》，路明/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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