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 被遗忘的春天：武汉人的求生与复苏
武汉，长江西北岸，丹水池社区。四千户家庭，一万多居民。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武汉城中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人们在封锁中度过了一个哀戚与惊恐并存的严冬，肆虐的疫情让生活失序，让新年陷入泥沼。
而当天地解冻、绿芽初绽，丹水池社区的人们也在艰难自愈。
虽然春季静美如常。但丹水池社区的居民和所有武汉城中的人们一样，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他们要愈合伤口，要重建内心，把大小事情摆正，让江河重新奔腾。
这个社区，连同千千万万的武汉人，颠颠撞撞地迈进春天里。如同万物，复苏求生。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小区确诊的都是什么人？”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蔡大姐成了名人。不好的那种。
即使出门戴着两层口罩，人们也避着她走。从前相熟的街坊看到她，明明戴了口罩也把鼻子一捂，她看到那人迅速往家跑，拿消毒剂喷来喷去。
“只有个神经病人不怕我，他不知道。”
她去小卖部买一瓶蚝油。在门市的几米外问：有蚝油吗？没人答应。走近，又问：没有蚝油是吗？老板明明站在门口，偏不扭转过头搭理她。
邻居隔着窗户，从铁窗栏里探出一双眼睛出来，教育蔡大姐：“这个病被炒得吓人……不是歧视谁，注意点好些”。
她倒不是瘟神，只是有个在雷神山住着的老公。她给老公说，“你再治不好，我要崩溃了”。
女儿环环埋怨她，“别跟爸爸说这些”。环环比她坚强些，没有哭哭啼啼的样子。她只感觉时间停滞了，从清早到半夜，都关在卧室里刷剧。她以前只看英剧美剧的，但时间填不满，国产剧也开始看。她忍着不给老爸打电话，怕一不小心漏出负面的情绪给他。
蔡大姐的老公潘师傅是物业的一名维修工。物业人员流动频繁，不知道他是怎么染上新冠肺炎的，也没人知道他是不是又把病毒传给过其他人。开春了，寒意在退却，但恐惧在悄然滋生。他们家成了众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异类。
她向别人解释：“我老公是轻症。”
“但还是新冠”，对方堵了她的话头，站在两米外反问她，“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小区确诊的都是什么人？
“什么人啊？”她虚弱地问。
“物业的，出去吃年饭的，都脱不了干系！”然后，又语气缓和一点，作出宽慰的样子，“其实你和老潘不是讨厌的人，只是属于我们不喜欢的那个圈子。”
她木讷地点点头。病毒属于某个圈子吗，染上病毒的人就该受到某种道德上的谴责吗？她闹不明白，只觉得闹心得很。
慢慢地，不止别人，蔡大姐自己也设了防线。别人同她讲话，稍近一步，她条件反射般退一步。她甚至也开始觉得这样合理。有一次，她去领牛奶，遇到个神色正常的志愿者。她感激地连声说“谢谢”。她知道大家都想保命。
女儿环环不出门，她从新闻上感知外面世界的危险，也从母亲每日的焦躁低迷中沾染某种无形的压力。她原本是一名咖啡师，职业特性让她喜欢喧嚣，喜欢人流。而今，她知道自己在任凭时间流逝。如果不看剧，她做什么都如同行尸走肉。
一个月后，老潘终于回家了。蔡大姐警告他，虽然治愈了，但如果想散步，最好晚上十点以后再出去。这样免得别人受惊，也免去被指指点点。
老潘一个个给亲戚拨去微信视频，告知解除隔离的好消息。几天后是他五十七岁生日，他想邀请同社区的几个亲戚们来家里聚聚，有人欣然同意，有人找借口拒绝了。女儿给他烤了一块蛋糕，铺上一层香甜的果肉。他戴着口罩，用一把扇子，把蛋糕上微小的烛火扇灭。
但治愈不代表生活能顺理成章能重启。眼下老潘和家人最担心的是，复工后自己能不能去上班。他是退休后闲得无事才去物业谋了个职位的，他喜欢这份工作，爱与人打交道。但他已经不是那个疫情之前的他了。这场疫病改变了这座城市，也改变了个体，这种改变是短暂或是永久？他讲不清楚。
他开始把门前的一块旧土翻新，准备种点什么。
我们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
窗户外有一簇艳粉的桃花，黄冲躺在床上，刚好能望到。
他的头深深陷在枕头里，动弹几下都显出吃力的模样。由于口鼻被氧气面罩紧压着，呼吸的声响听起来有种气若游丝的哀怨。他得肾癌三年了，如今到了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身上的肿瘤有9公斤重。
妻子杜进回来了，麻利地洗手，脱下外套，把毛衣袖子推至肘部，裸露的小臂上套着一红一蓝两个手环。她也不是健康人，患有尿毒症，这是透析患者的特殊标识手环。她每隔两天必须去医院透析。
他挣扎着想让镜头拍他的背部。衣服掀起来，白白的背上露出一尊手握长戟的关公像文身，凛凛气派。关公像底部的位置高高隆起，那是一颗长在腰部脊椎上的肿瘤，这个东西让他平躺时也不得安生。
这是一个非新冠的重症患者家庭迎面撞上疫情后落入的境地。
今年一月，黄冲被检查出癌细胞转移，准备住院治疗，忽然接到通知，不能入院了。那是新冠病毒在武汉最肆无忌惮的关头，举国不惜一切代价抗疫，肿瘤科医生全上了发热科一线。黄冲觉得，自己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
快递停了，买不了靶向药。躺在家中床上，他靠止疼药勉强度日。剂量在逐日增加，身上的肿瘤越来越鼓，人越来越脆弱，留恋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最留恋的当然是妻子杜进。他们这对是重组家庭，杜进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认识黄冲以后，阴霾才散去，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她从前是无需操心的，她对他全身心信赖依靠，他为她把大小事安排妥帖。直到黄冲得了癌，角色才颠倒过来。他变得敏感弱小，时时要她的庇护。
杜进每两天透析一次，一次透析做四小时，加上路上来回，总共要离家六小时。黄冲受不了，一遍一遍哀求，“你早点回，快点回，一下机就回……”，他像一只惊弓之鸟，他溃不成军。后来，杜进每次只透析三个小时，如时间不够，毒素是不能清除干净的，可她哪里顾得了那么多。
黄冲才四十二岁，怕死得很，他不得不抱着某种虚妄的信念，撑过这段特殊的时期。镜头前的他，脸瘦削如柴。手在比划恐惧，眼泪也沾染着恐惧。任谁也看不出，这个坍缩在轮椅上的男人以前是练跆拳道的，曾经身体轻盈又具爆发力，一脚能把木板踢成两半，是虎虎生威的强壮男人。 “我一个人可以对付四个。”
他们一直在设法入院。但城市几近停摆，只能依靠社区帮忙。而丹水池社区里和他们同等紧急的家庭有非常多。局面焦灼，束手无策。终于，三月下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黄冲被安排上做了CT。做CT对他是相当大的挑战。他平躺很艰难，几分钟的CT期间不能戴氧气面罩，还要维持双手抱头的姿势。当这几分钟终于过去时，杜进快步冲进去，像对待一个孩童般大大地赞扬他——“真是好，太勇敢了！”
他是四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这是个好的开端。麻烦、辛苦，杜进全都不怕。她只想疫情快点过去，所有阻挡黄冲抗癌的麻烦都消失。
她相信着，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并不是全然无望的。
“两个月里，我真的没有感受，我没有时间去想”
帮黄冲协调入院的是丹水池社区的街道副书记陈琦。前任书记在岗位上超负荷而病倒，她接过了他的担子。在这个有四千户居民的社区中，社区工作人员仅仅十三人。
她是维持这个庞大系统运转的末梢之一，是所有命令和事项的最终执行者。每日直面混乱如麻的局面，处理那些激烈的情绪、安抚长久的消沉，当然，还有死亡。
她负责的是生活物资的发放，与社区内确诊及疑似病例人员的对接。两部手机在身，铃声整天几乎不间断响起。没有周末，睁眼就是上班，天黑后才休息。
某次，当摄像机跟随她经过一名居民身边，对方悻悻而轻蔑地嘟囔了一句：“摆拍”。这是她感到无奈的地方——当她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时，经常被视为不可说的造假的帮凶。
她每日都在接受诸如此类的质问——“为什么给别人发包菜，给我我发土豆？”“为什么人家有鱼，我只有包菜？” 但事实是，物资有限，而居民太多了。
比如，每日只有两百份鱼供应，她只能先照顾困难家庭；土豆和包菜也是，虽然价廉，但数量都不足以覆盖所有家庭，只能区分发放。有的爱心菜是经过长途运输到达武汉的，难免受损破烂，有愤怒的居民把一整包菜全丢到门外，他们以为遭到了糊弄和不公。而信息不对等，她无法一一解释。
晚上回到家，脱下隔离服，陈琦的辛苦还没结束。她的丈夫不在身边，刚上小学的7岁儿子在家，两位老人管束不住。等她晚上到家，费心地确认他的功课，很轻易就能戳破这个小鬼试图撒谎的心思。他没有观看网课视频，手机里留下了玩游戏的痕迹。
她顿时怒不可遏，“看了就是看了，没看就是没看，没看为什么说看了呢！”
她实在太累了，到家后再没有精力再像白天那样呈现出温和耐烦的面目，用讲道理的方式教育幼儿。儿子的脸圆嘟嘟的，他的头发帘长到挡眼睛了，现在没办法去理发店修剪，只能像小女孩那样，梳个冲天炮。他眼巴巴地瞅着发怒的妈妈，羞愧又委屈。
她是严格的母亲。若在平时，儿子是不被允许用平板电脑的，只有周末玩一把稍作放松。现在，不用去学校，母亲也无暇顾他。这个小鬼抱着平板不撒手，家里的老人枪都抢不过来。甚至，他竟然在外婆说教时，出手打了外婆。
她忽然觉得，短短两个月，她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她知道儿子从前是最与外婆亲的，在他心中外婆是第一位，她这个当妈的是第二位。现在第一第二都统统没有了。
他处在一个好动散漫，头脑混沌的阶段，她就缺席了那么一小会儿，这个她寄予很高希望的孩子已经滑向坏孩子的边缘。
她心里是不甘的。作为女性，陈琦看重甚至更偏向家庭，也一直很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局面之下，自己显得多么弱不禁风。而这些家事与正在发生的死亡相比，又是多么不值一提。
当天气暖和起来、疫情缓和些许，再上班时，她就把儿子带到办公室。小孩儿在一张逼仄的桌子前，做自己的功课。他还小，无需理解世事，他只能看见母亲在这间乱糟糟的办公室里忙个不停，并不知道她的忙碌与千家万户的安宁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全城武汉人刚从幽幽黑洞里走出，朝着明亮那方迈开步子。制作团队
导演/ 范俭
摄影/ 薛明 范俭
录音/ 程俊灵
剪辑/ 臧妮
摄影助理/ 郑景刚
场记/ 乐章
剪辑助理/ 谢景
片名设计/ 王耀
声音及调色/ 有范制作
澎湃新闻团队
出品人/ 刘永钢
总策划/ 李智刚 李云芳
制片人/ 杨深来
运营统筹/ 徐婉
包装设计/ 张婧冉
撰文/ 刘成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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