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远藤周作 也为“看中国”提供一面镜子
出生于1923年的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是一位天主教徒。即使身处群英荟萃的战后日本文坛，他也因其深沉严肃的宗教主题在同辈中独树一帜，被英国作家格雷厄姆 格林盛赞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2017年，知名导演马丁 斯科塞斯将远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搬上银幕。这部耗费了马丁 斯科塞斯近25年筹备的片子为许多人打开了走近远藤周作的通道。但长期以来，大部分大陆读者接触到的远藤周作作品仅以《沉默》与《深河》为主。
今年5月，远藤周作的三部长篇小说《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简体中文版，它们与2019年7月面世的《死海之滨》构成题材多样的“远藤周作作品系列”。其中《死海之滨》《武士》与《我·抛弃了的·女人》皆为简体中文版首次推出，而《丑闻》也在阔别三十年后以全新的译本形式与读者见面。
活动现场 全文供图：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
6月27日，“穿越人类的爱与悲伤——远藤周作新书分享与对谈”在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复旦大学博士后周思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李灿就远藤周作的创作主题、特色及文学成就展开对谈，并分享他们对于“远藤周作作品系列”的阅读心得。
“远藤周作作品系列”（《死海之滨》《我·抛弃了的·女人》《武士》《丑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
深受现代西方文学影响的日本作家
“远藤周作的小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情感的浓烈，二是对信仰的不懈追问，三是叙事上的强烈吸引力。他的小说能让我们一下子进入一个极端的境界。”张生说，这位文学巨匠的大部分作品涉及一些比较形而上的问题——比如“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应不应该有信仰”“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这些问题让读者们得以细细体味那些人生中不可回避之事。
也正因如此，远藤周作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日本小说，具有东方文学或者日本文学没有的超越性。在张生看来，远藤周作还有日本现代作家的身份意识，小说表面上主要围绕宗教文化展开，内在写的是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触后的冲撞及其对人心理上的影响。而且远藤周作的叙事技术很高，他的小说主人公往往通过一场旅行或行走发现自我，寻找生命的意义，情节非常吸引人。
“拿到他的小说，我基本上是一口气读完。”张生笑言，“我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经常读一点喝一杯茶，要看好几次才能看完。但远藤周作的小说节奏非常紧凑，茶不想喝了，洗手间不要去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全程无尿点”。”
“对今天的读者来讲，为什么远藤周作的小说比川端康成的小说更容易读进去？因为川端康成和远藤周作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日本作家。”罗岗说，日本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远藤周作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这一系列的作家。“这个系列的作家都比较西化，他们除了小说格式比较接近于现代西洋小说，同时也接受了现代西洋小说对人生终极问题不断追问的传统。他们的作品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趣味。”
但罗岗特别提到，除了追问信仰、人性、形而上世界的终极意义，远藤周作也把作品深刻地镶嵌到他对近世以来日本命运的思考上。马丁·斯科塞斯作为美国导演，在《沉默》改编中放大了信仰、人性、生命的意义等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压抑或忽略了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日本的部分”。
“虽然远藤周作是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作家。不管他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最终都是作为一个东方人在思考他所处同时代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远藤周作在其作品中的“另一面”，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体会的。”
远藤周作
看上去是信仰问题，实际上也是现实问题
周思认为，即便是对宗教信仰与日本文化不熟悉的读者，读远藤周作的作品也不会感到特别隔膜，因为他在不同时空下的书写都贴近我们的情感与生活。
比如在《武士》中，远藤周作如此描写那位在他乡思念故乡的武士：“武士想起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在杂树林中和百姓们砍树当薪柴的每一个日子。斧头砍在树干上的尖锐声音在开始落叶的静寂树林中扩散。”
“我们会发现，他写人物不是完全通过对话或者心理描写，而是用这样一种让读者得以回味的方式。作为一个文学家，远藤周作不会向读者说教人生道理或是宗教理论，而是用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去感染读者，这是他写作非常成功的地方。”
几位嘉宾都特别喜欢《武士》这部作品，这是远藤周作以日本十七世纪遣欧使节支仓常长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亦是他唯一获得野间文艺奖的作品。生活在贫瘠小村庄的武士长谷仓六右卫门被当地藩主选为出访墨西哥的使者，他与松木忠作、西九助、田中太郎左卫门一起，在神父贝拉斯科的带领下踏上远渡重洋的漫长旅途。
“远藤周作是比较西洋化的作家，但《武士》这部小说恰恰设定在特别具有日本味的时代背景里。”罗岗为解读这部作品补充了更多历史背景，“准确地说，《武士》的背景是在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吉，德川幕府即将确立其统治的时代，处在日本战国时期的终结阶段，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武士》的故事其实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这也是日本在西洋“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面前，需要“重新面对太平洋”的时期。“从小说叙述学的角度来讲，隐含的作者声音和小说中人物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小说中的神父以“大航海”的经验为依据，认为日本人非常保守，不懂得海洋，其实作为一个岛国，从战国时代起，日本就是一个对海洋认识有着愈加深入认识的国家，否则丰臣秀吉不可能几次远征朝鲜，长崎也不会成为连接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武士》中所写的时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原来日本的海洋面向多是向西（朝鲜、中国）发展，但在“大航海”时代，日本需要重新面对向东（南北美洲）的海洋。”
罗岗表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日本和西班牙，和墨西哥，和西洋之间的关系，才能读懂书中很多“看上去是信仰问题，实际上也是现实问题”的内容。”
“我甚至觉得，《武士》写得比《沉默》更好。”张生说，《沉默》的人物活动更集中于日本本土，但《武士》体现了大航海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在西方人通过海洋把世界连成一体以后，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领略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张生看来，《武士》不仅仅是一个日本作家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反思的作品，它也可以给中国这一同样经历了和西方碰撞且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提供一面镜子。读《武士》的时候，张生觉得这个武士好像就是中国人，代入感非常强。“可读性和可亲性是我很喜欢《武士》的地方。”
《武士》是远藤周作以日本十七世纪遣欧使节支仓常长的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亦是他唯一获得野间文艺奖的作品。
远藤周作何以杰出？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远藤周作一生荣获过多项文学殊荣。在由川端康成、井上靖担任评委的第三十三届芥川文学奖中，他以《白种人》获奖，并得到井上靖的高度赞赏。三年后，长篇小说《海与毒药》获新潮社文学奖与每日出版文化奖。其后《沉默》获谷崎润一郎奖，《武士》获野间文艺奖。远藤周作本人也在1995年获日本文化界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
“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阅读里，远藤周作相对是一位被长期忽略的作家。”罗岗说，“他当然不如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那么有名，我印象里最初引进的只有《沉默》与《深河》。这次《死海之滨》《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四本不同样态的长篇小说的引进，让我们更好地领略到远藤周作的文学魅力。”
“远藤周作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能够超越那些宗教作家，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非宗教性或世俗性在小说里同样强烈，这个世俗性恰恰是他小说里非常重要的色彩。”张生说，远藤周作小说里最重要的主人公都具有人间性，特别是《死海之滨》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我”。
而系列中另外两部作品——《丑闻》是远藤周作首次尝试以推理小说式的叙事风格，探讨老年、死亡与欲望的长篇小说；《我·抛弃了的·女人》是远藤周作经过数次肺部手术，大病初愈之后创造的第一部大众文学小说。译者林水福曾请教远藤周作最喜欢自己创作的哪一篇作品，《我·抛弃了的·女人》便是其中之一。
周思说：“《沉默》是远藤周作1966年登上文坛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的创作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1993年，他创作了《深河》。其实在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一种思想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看过《死海之滨》《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这四本书后，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思想历程。”
据悉，此次新推的“远藤周作系列作品”《武士》《我·抛弃了的·女人》《丑闻》均由翻译家林水福翻译。他身兼台湾芥川龙之介学会会长与台湾石川啄木学会会长之职，也是一名严谨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还是远藤周作的好友。林水福回忆：“后来——他那时候还活着——他就把一辈子的作品，包括未来要写的，统统授权给我，可以自行翻译，都不必再去问。”
“远藤周作毫无疑问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只要你接触了他，他就会对你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就像只要你被某个人爱过或伤害过，他必然在你一生中留下印记。远藤周作也是这样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说，之所以引进出版“远藤周作作品系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个东方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把东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和个人在这一冲突中的困境写了出来。
“我们中国作家往往不大触及这个问题。比如写上海的作家，也不大去碰这个城市有关 “半殖民地” “租界区”的历史，但西方对我们的城市产生了那么多影响，为什么不以面向世界的视野在作品里体现出来呢？我希望通过引进出版远藤周作、堀田善卫这样一批作家的作品，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一定的启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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