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夜市：非正规经济规划的“正规化”
蚵仔煎、香酥鸡、臭豆腐、奶茶……提起台湾夜市，率先跳入脑海的是夏日夜晚的长巷，两侧被摊位占满，人们三五成群在不同摊位停留，手里握着刚出锅的炸物，整条街道热热闹闹。事实上，台湾夜市并非只有美食，玉石、装饰品、服饰等各类商贩都汇聚在夜市中。
夜市满足了人们夜晚休闲消费的需求，但是也很容易造成城市管理难题，因此台湾地区早早便开始了规范管理夜市的探索工作。有报道称台北市政府认为摊贩“是城市的一部分，容许它们的存在，但不放任自流，而是划定区域、摊位、经营范围，予以保护和管理。”
从1984年起，只有低收入群体和残障人士才有资格申请台湾摊贩的营业许可证。2003年前后，台湾“商业司”曾将营销夜市作为施政重点之一，通过辅导传统摊贩成立自治会的方式尝试对夜市进行统一管理。由此，一些家族传承的摊贩得以在台湾街头持续从事小吃行业，并受到有序管理。
在台湾地区的所有城市中，台北一直扮演着城市发展的先行者角色，夜市整改方面也不例外。从结果来看，台北对夜市发展的支持起到了保护城市非正规经济生存空间的作用，缓解了大都市城市化进程中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
在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中，大陆的大型城市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无法相互匹配时，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至城市，但城市无法为大量涌入的移民提供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充足的正式就业岗位，而非正规经济创造的灵活就业岗位在此时便成为了替代性就业的探索。
2014年11月，商贩在台北士林夜市售卖炸物。IC Photo 图
夜市作为非正规经济的在地价值夜市可以被看作是在夜间共同出摊的流动摊贩经济，是聚集型非正规经济中的一种类型。中山大学黄耿志等学者曾于去年以广州为例对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分区理论，现代城市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应该有对应的空间，但摊贩的流动性较强，城市中没有合适的空间供其经营。这种“错位”造成的不可控性和不可见性为城市管理创造了治理难题。
但是台湾夜市在经历整治之后，依然存活在台北的各个角落，甚至发展成为了旅游特色。例如拥有110年历史的台北南门市场，在二战后因为物美价廉、汇集各地小吃而成为了市民日常消费的重要集市，因此得到了市政府的积极支持。后来，南门市场分别在1982年、2012年和2019年歇业整修，但每次均保留了楼宇中市场所在的一楼和地下空间，待竣工后将摊贩召回继续经营。整修期间，摊贩被政府安置在固定街道的临时大棚开展经营活动。
华中科技大学学者闫冰倩认为，夜市的在地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空间的有机“再营造”功能。以台北南机场社区夜市为例，夜市的存在使得曾经12m宽的可供通行道路缩小到了5m，道路的交通功能被极大地削弱，夜市出摊后车辆几乎无法通行。但是，夜市摊贩对公共空间的侵占反而促成了公共空间功能的“再创”，可供居民停留的消费空间增加了，大大增添了街道活力。
人们在社区的通行路径在夜市出现后明显复杂化，街道活力提升。图片来自研究者论文
此外，摊贩的经营完成了夜市街公共空间功能的分时转换。南机场夜市从早到晚均有摊贩营业，早市从早上6点至下午4点半，夜市从下午4点半至凌晨一点。根据日间夜间服务对象需求的不同，不同类的商贩在日间和夜间在此处经营，而且在临近换市时，日间摊主也会有计划性地提前做好收摊准备，为夜市摊贩留出准备工作所需的时间。最后，因为摊贩经营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对自己经营范围“微空间”的改造也让街道公共空间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2013年1月，台北士林夜市的人流。IC Photo 图
夜市：非正规经济可以“正规化”经营黄耿志等学者提出，取缔往往是对于此类非正规空间最简单的整治措施，通过消除流动摊贩来维持城市空间的秩序，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导致冲突事件的发生，并非上策。
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则是以正规经济的运营模式管理非正规经济，例如要求流动摊贩转移至固定位置开展经营活动，抑或是允许摊贩定时定点经营。当摊贩活动被固定化，城市管理者便可以使用正规经济的管理制度对摊贩进行管理，包括身份登记、合同签订、租金缴纳、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与监督等。
但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来，以上两种整治方式掉入了“正规本位主义（formalomorphism）”的陷阱，简单地套用正规经济的管理模式没有充分考虑非正规经济的特性和运作规律，忽视了非正规性自身的优势，例如灵活性和低成本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必要性。
如何在监管中保持夜市街的活力？为了解台北夜市在规划和监管方面的经验，澎湃新闻采访了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汤寿旎。汤寿旎长期关注夜市经营，并曾随千叶大学研究团队于2011-2014年对台北夜市的分布、规模和监管模式进行了持续调研。
澎湃新闻：根据您的调研，台北市政府是如何引导夜市的规范经营的？
汤寿旎：台北夜市的经营场地有些在公园广场，也有的是在晚上占道经营。根据经营内容，不同类型的夜市会有不同的形态，专门售卖玉石的夜市空间是街道上搭造的大棚，餐饮类夜市则是巷道里摆摊，摊位多以平行竖列的形态分布。
台北市虽然外来人员比较多，有观光客和台湾其他地方来台北工作的人，但是常驻人口不到300万，整体规模不大，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管理。台北夜市的固定消费群体主要是当地居民，摊贩的更换频率较低，虽然有些夜市服务的客群以观光客为主，但是整体的消费都比较平价亲民。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店铺具体的营业额数字，所以没法估计夜市的具体规模。不过，在调研和访谈中我们能感受到，室内夜市没有室外的受欢迎，因为室外的氛围可以鼓励更多冲动型消费。
我们还了解到，台北所有夜市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政府的官方旅游网站下面会列出台北自治会，细化到每家店铺的负责人，管理模式非常规范。自治会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日本的模式，在台北夜市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澎湃新闻：夜市的自治会组成是怎样的？具体负责夜市中的哪些工作？
汤寿旎：台湾的自治会在社区和小区担负了大量维持基本秩序的工作，这个组织不是政府机构，但是接受政府监管。参与台北夜市自治会的成员一般是该街道的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对夜市建设很关心的群体。夜市的自治会有办公场地，一般会在一条街里租一个铺位，有时业主也会免费提供场地供他们办公。
在治理方面，自治会首先把夜市单个摊位的所处位置固定下来并设定租金价格。通常来说，室内夜市的租金比室外更高，但具体租金的高低由自治会与出租方协调决定。接下来，自治会将固定摊位出租给固定经营者，并要求经营餐饮相关品类的摊贩办理相应的许可证。一旦经营品类固定后，摊贩不可随意更改经营类别。
室外夜市的夜间照明需求不可或缺，路灯的供应和电源线的走线设计都由自治会牵头在社区开会讨论决定。如果一些摊贩在经营时需要借用后方商铺的电源，就需要向商铺支付一些经费。因此，经营夜市的费用并非统一缴纳至一方。
我认为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的管理模式是因为夜市摆摊的经营者和产权所有者没有很强的流动性，社区的稳定性让自治会这类组织比较容易开展工作。
（记者找到了有自治会参与台北夜市建设相关描述的新闻报道：台北华西街夜市、台北宁夏夜市）
澎湃新闻：您认为台北夜市在规划设计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汤寿旎：台北夜市的官网改造和油烟处理做得很好。比如餐饮夜市，每一排摊位的正下方都有专用的下水口收集油污，夜市经营产生的垃圾也都统一有序地分类整理。经营产生的油污通过下水管道流至夜市街尾，并通过专门的水油分离装置，避免污染城市管网。另外，台北的很多夜市街两边的居民楼一般都比较低矮，所以摊位的油烟处理也会设计得更高一些，以免污染街道空气。
街道的断面设计也可以根据夜市经营内容的不同有所区别，对街道导流也有影响。我们之前绘制过台湾街道的断面图，分别为宁夏夜市、华西街夜市和建国假日玉市，其中建国假日玉市比较特殊，设立在建国高架下的停车场中。我们发现，夜市中的台面高度在800-1200mm、宽度在100-1500mm的小尺度店铺与同地段的其他店铺相比更有人气。这种尺度更符合人们选购商品时的尺度需求——可以与商家进行交流，商品也在触手可及的范围。
三条街断面截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澎湃新闻：台北夜市的运营理念为大陆城市发展夜市提供了哪些经验借鉴？汤寿旎：平地起夜市是很困难的，因为涉及很多问题，比如管网的改造工作，还要考虑当地居民是否接受一个新夜市的存在，毕竟夜市有可能会增加街道内偷盗事件的发生几率。所以，如果城市内形成了官方级别的夜市，最好还是可以保护起来。
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在夜市中的经营时间较长，就会想要认真经营，创造好的口碑，并且主动维护夜市的秩序，不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做黑心买卖。如此一来，经营者之间也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因为只依靠城管蹲点管理比较消极。另一方面，夜市的建设需要建立归属感和自豪感，这也包括住在夜市附近的居民对夜市的认同感。如果去问台北的居民，他们一般都会对社区周边的夜市感到很自豪，会主动参与夜市的建设，对夜市“硬伤”的容忍度也比较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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