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屈原 何不端午？一个传统节日里的邂逅与重构
文 | 江隐龙
在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名的便是端午节。不过，“学界通说”在这里与“大众文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标识性的粽子和龙舟其实均早于屈原出现；端午的源头远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端午虽然不因屈原而出现，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骚》诵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纪的渡口向前回望，屈原与端午似乎天然无法割舍；只是屈原与端午的相遇，要人们想像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屈原画像
未见屈原：从《夏小正》到“恶月恶日”将时间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起点，能发现端午文化的渊源有两端：一端是精英阶层的“礼”，一端是普罗大众的“俗”。
“礼”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礼”，其形制可以从后世的文献中管窥。据《夏小正》载，夏代已确定“两至”，所谓“时有养日”“时有养夜”，“养”为“长”，“养日”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即夏至。《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夏至礼”：“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
通过《后汉书》可知，在汉代，夏至前后需要用“朱索”“五色印”作为装饰，其原因在于这一天“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所谓“夏至一阴生”，北半球自夏至开始昼渐短、夜渐长，在阴阳家眼中这是“阴进而阳退”的体现，故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扶阳抑阴”。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视这个“阴气萌动”的日子，而汉代“兼用”了三代传统形成了更为丰富的习俗，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汉人虽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动却转移到了五月五日。
"夏小正"屏轴
为什么是五月五日？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个民俗渊源：“恶月恶日”。“恶月恶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这一日需“蓄兰沐浴、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说明“恶月恶日”早在夏代就已滥觞。不过“恶月恶日”真正的影响在于其“恶毒”的习俗。应劭《风俗通义》言“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元好问《遗山集》言：“古今俗忌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赴官者顿不敢发，生子者弃不敢举。”应劭与元好问相距千年，但对五月五日的忌讳却如出一辙，从中不难看出这一“魔咒”的影响力。五月五日的“受害者”极多。“战国四君子”中的孟尝君、西汉“一日五侯”的王凤、东汉“七蹈相位”的胡广、东晋一代名将王镇恶，均因为出生于五月五日“不利其父母”而为家人所忌，几乎被过继甚至抛弃。王侯如此，天子对五月五日的忌惮也不遑多让：汉武帝曾在五月五日赐百官“枭羹”，而枭在传说中是食母的恶禽；宋徽宗赵佶则因生于五月五日而“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
这些习俗看似怪诞，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要用常理去解释怪诞——所幸，五月五日的疑团并不难解。五月是毒虫疫病横行的月份，“暖气始盛，虫蠹并兴”，在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尚不发达的时代，此时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时更会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危险。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凡妇人因暑月产乳，取凉太多，得风冷，腹中积聚，百疾竞起，迄至于死，百方疗不能瘥”，王充《论衡》言：“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在中医观念中，妇人在产褥期极怕着凉，往往“浓铺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这样的状态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恐惧演变成集体意识最终固化成习俗，就不足为奇了。
赵佶《听琴图》
文化中的“扶阳抑阴”与生活中的驱邪禳灾相结合，自然将人们的视线转向药，《夏小正》中便已出现了“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传统。而这一天采的药也果然有奇效，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琐碎录》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于是五月伊始又成了采药、配药的良日。汉代夏至与五月五日逐渐融合，至西晋“端午”一词首次出现于西晋周处《风土记》时，“端午=夏至+五月五日”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这种印记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强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习俗置于“夏至”这一条目来记录，如明代《绍兴府志》载“夏至……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这一融合过程恰能与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合一呼应。
也因此，褪去龙舟的热闹、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归根结底还是求一份岁岁平安。薰苍术、饮雄黄、蓄兰沐浴、挂五毒幡、给孩子手臂上系“长命缕”……这些习俗都以祛病除灾为主，而且大多源于比屈原还古老的世界——而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场姗姗来迟的意外。
长命缕
不见屈原：朝鲜、日本的两个端午 “平行世界”为了诠释这场“意外”，在屈原与端午“结缘”之前，不妨将视线转至汉字文化圈的另外两个地区：朝鲜半岛与日本。
韩国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曾极大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是一场文化“窃取”，而被窃取的正是端午节。其实这种观点倒是大可不必——汉字文化圈原本不止于中国，朝鲜自古号称“小中华”，在中华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风俗，并不意外。韩国有学者“因夏令时节风俗而成的端午节祭祀活动是亚细亚国家多样传统之一”的评价，也称得上公允。
最早关于朝鲜端午的记载源于陈寿《三国志》： “（马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 高丽王朝僧人一然《三国遗事》中又出现了朝鲜端午祭庙的记载：“每岁孟春三之日、七之日、仲夏重五之日……丰洁之奠，相继不绝。”朝鲜王朝洪锡谟在《东国岁时记》中更提及了“天中赤符” “醍醐汤”等“韩药”，以及国王赏赐给近臣佩戴防暑良方“玉枢丹”。
江陵端午祭
综而言之，古代朝鲜端午习俗主要包括颁“艾虎”于阁臣、贴朱砂写成的“天中赤符”、制“玉枢丹”“醍醐汤”等药剂、以菖蒲汤洗面、以菖蒲根作簪称“端午妆”、吃“艾饼”“艾子糕”、给孩子系“长命缕”……不难看出，这些习俗“中华印记”明显，且同样以祛病除灾为主。1518年，朝鲜中宗李怿将春节、端午、中秋定为朝鲜民族节日，而在此之中，原道的江陵人则在千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且集大成的祭祀仪式：“江陵端午祭”。“江陵端午祭”自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六日以祭祀大关岭山神金庚信、大关岭国师城隍及国师女城隍为核心，期间囊括了酿神酒、寻山神、供神树、假面剧、农耕舞、放河灯、荡秋千、摔跤、投壶、打马球、跆拳道、长跪、下棋、祭神、送神等20多种活动，时至今日已是韩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参与人最多、最完整的民俗活动。
由此而论，“江陵端午祭”应该看做“江陵人在端午这一天举行的独特祭祀活动”，其所孕含的民俗价值在朝鲜半岛也算独树一帜，因此能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端午”二字的“中华印记”实在太过强烈，以至于出现了“窃取”之说。其实依中国干支历推演，“端午”之意本就是“午月”（五月）的第一个“午日”，即五月五日——只是如果将“端午”以“五月五日”代替，称之为“江陵五月五日祭”，当时中国的舆论恐怕又是另一番景象。
朝鲜端午
在对马海峡的另一岸，日本端午却走上了一条“同途殊归”之路。如今的日本端午以“男孩节”为名，风物则多是武士人偶、鲤鱼旗，连祛病除灾的色彩也难觅，可以说除了“端午”之名，已全然没有中国端午的影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日本端午的初始形态与中国相似，其渊源也有“礼”“俗”之分。“礼”指日本贵族的“药猎”活动。飞鸟时代以降，日本的战乱一直持续了四百余年，宫廷便在漫长的硝烟中形成了端午骑射的传统。此时的日本端午虽称为“骑射节”，但依然有系“长命缕”、赐药玉等明显源于中国的习俗。至忽必烈远征日本时，幕府为鼓舞士气，在战前的五月五日下令百姓家家户户陈列兵器甲胄，而在驱逐“不可战胜”的蒙古人之后，这一习俗便就此保留下来，其中以菖蒲叶做成的“菖蒲盔甲”，正是日后武士偶人的雏形。
武士偶人
而在日本民间，则流传着另一个尚武之“俗”：打石战。打石战源于日本传统“成男戒”，是一种为庆祝男孩成年成为战士，举办的由相邻村落男孩在野外分阵对垒、互投掷石块以决胜负的战斗游戏。虽然名为“游戏”，但战况往往会一发不可收拾，其时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节庆暹恰逢“打石战”，甚至在《海槎录》中留下了“此日比武练兵，以杀人多少决其胜负。按日本习俗，此日杀人无罪”的骇人记载。镰仓时代以降，打石战与宫廷的端午骑射习俗相结合，最终使日本端午演变成了尚武甚至暴力的节日，这与中国、朝鲜半岛端午祛病除灾的期望已大异其趣。明治维新后日本改革传统历法后以公历取代农历，五月五日被5月5日替换，日本端午最终从古老的“药猎”演化成“男孩节”，在汉字文化圈活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朝鲜半岛、日本自古使用中国农历，在这一历法体系中，也不由得他们不重视夏至与五月五日这两个特殊的日子。但是一旦将视角转至文化，不同的民族便往往会走上不同的路。放在汉字文化圈这一大背景下，朝鲜半岛、日本犹如屈原“缺位”状态下的平行世界，谱写出了端午的另外两种可能；无数个“朝鲜半岛式”的、“日本式”的意外缔造了“江陵端午祭”和“男孩节”，恰如屈原这个“中国式”的意外，缔造了中国今天的端午。
日本端午风物：鲤鱼旗
既见屈原：“诗人节”背后的端午再构建在没有屈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端午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那在中国，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又是什么样的呢？
《荆楚岁时记》《风土记》中虽然提到了龙舟和粽子，但并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与端午“牵上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言: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续齐谐记》本是志怪小说集，正史对屈原逝世日期语焉不详，从屈原绝命词《怀沙》的内容直指孟夏时节来看，屈原可能逝世于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水。“端午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论断，自然难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续齐谐记》
考虑到文献记载与历史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屈原与端午的“邂逅”很可能发生于六朝时期。不过这一“邂逅”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端午还有纪念勾践、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传说——于是中国端午的问题其实不是为纪念谁而设，而是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屈原作为端午的纪念对象。然而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伪命题”。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气质才华的确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但这个前提是中国古代端午确实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但事实上却是，端午习俗直到明清时期依然以祛病除灾为主，借各类药物驱除瘟疫的期冀，要远远大于纪念屈原的诉求。
《续齐谐记》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纵然为真，也只是屈原与端午之间一场很偶然的“邂逅”，而屈原与端午真正“结缘”的历史，不过百年。
伍子胥曾是屈原的有力竞争者
1940 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郭沫若、老舍等文学家依俗将“屈原殉国日”设立为“诗人节”加以纪念，并在第二年于重庆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大会。节虽名为诗人，但在特殊的时代背影下，这一节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因此格外为当局及中共所重视，国民政府中的于右任、陈立夫、冯玉祥、孙科等要员均有出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诗人节”也极为重视：如1941年《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屈原》的文章1942 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1946 年 7 月 20 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闻一多《屈原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不再设立“诗人节”，但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再构建，屈原与端午之间联系已经大众视视野中生根发芽。1953 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艺报》在社论《屈原和我们》中更将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 “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而来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感动着我国人民。在艺术上，他也影响了我国文学两千多年。”
秋瑾也曾是屈原的有力竞争者
这一感召使屈原几近步入“神坛”，而屈原地位愈加崇高，借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便愈顺理成章。此后，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件使得中国端午再次迎来的新一轮的诠释：2006年底，文化部委托中国民俗学会进行《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课题论证；2008年，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施行，四大传统节日终于从民间走入官方视野成为四个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国端午节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近代文人崇敬的爱国诗人屈原，未必便是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个忠君谏臣屈原；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端午节在经历了“屈原殉国日”与“诗人节”之后，也未必就是千年前的那个端午。在今人的重构过程中，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被强化，在令人眼中“祛病除灾”的迷信被淡化，这一倾向过滤至大众视野，自然形成了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设的印象，而《续齐谐记》中的惊鸿一瞥，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历久弥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
结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节日习俗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沉淀、变化与再构建的动态过程。中国端午从驱邪禳灾到纪念屈原，朝鲜半岛端午从“群聚歌舞饮酒”到发展出繁杂的“江陵端午祭”，日本端午从“药狩”到尚武气息十足的“男孩节”，个中都经历了太多机缘巧合与后世的重构。
将视线收束于今，这种重构依然正在发生。北美地区最古老的端午节“波士顿龙舟节”肇始于1979年，其节日盛典如今已囊括了功夫、京剧、舞狮甚至是东亚其他国家与端午原本并不相关的传统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活动也许会逐渐并入“北美端午”，成为后世大众视野里的新民俗；如果几百年后，北美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已习惯在端午这一天坐在河边一边吃着火鸡吟诵着俳句一边观看龙舟竞渡，也不要太奇怪。
“因夏令时节风俗而成的端午节祭祀活动是亚细亚国家多样传统之一”这句话里的“亚细亚国家”，总有一天可以改成“世界”。
（精简版首发于文汇报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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