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新闻兵李振盛：隆隆的青春驶过 留下一地碎片
“我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方可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李振盛
1961年12月25日，在长春电影学院校牌前，李振盛自拍像。
李振盛
1940年，生于辽宁，祖籍山东；
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做记者20年，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
1988年，“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新闻系列照片大奖”；
1996年，应邀赴美国访问讲学，旅居纽约；
2003年，出版《红色新闻兵》，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美国多所大学将其选为教材；
2005年，作为唯一的中国摄影师，被《1855年至今的新闻摄影》列为150年间“54位世界新闻摄影大师”之一；
2013年，获颁被誉为“摄影界奥斯卡奖”的露西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成为全球华人首位得主；
近十余年间，其环球影展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累计观众数超过400万人。
澎湃新闻从多方了解到，著名摄影师李振盛因病于日前在美国去世，享年80岁。
“文革”十年，李振盛凭借一己之力，留下数万张照片记录下那十年间的疯狂与血泪，并且每幅照片都有详实的图说——时间、地点、事件一个不差。他曾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说，“这倒并不是我有多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是在大学读书时，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吴印咸曾经来长春电影学院给我们讲过课。他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句话对我的摄影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我认为由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像相加、合成才是完整的历史。”
三十年后，2017年4月28日，李振盛在西安参加“艰巨历程”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期间接受采访。当这些照片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他说：“当时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批斗的、戴高帽的、游街示众的、抄家的、枪毙人的绝对不准见报。但是这些我都偷偷地拍了下来，最后要批斗我的时候，我把底片埋在家里地板底下才得以保存。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不要判断有没有价值，你把做的事是把它记录下来，让后人评说。”
1966年6月15日，在黑龙江日报社摄影组工作的李振盛，自拍《故作英雄状》
本文节选自2017年5月， “凹凸镜DOC”与李振盛的一次对话，略有删节：
与李振盛见面的那天是个周四，一场“谷雨”的到来，给成都燠热的初夏带来了一丝凉意。他与成都颇有缘，在这座城市，有人要帮他筹建一座摄影博物馆，将他相机中的“文革记忆”珍藏起来。
年近八旬，李振盛老人仍保有着一团“真气”，他亲自带观众参观并解说自己“见证香港回归”摄影展，声如洪钟，步履稳健。说到自己曾记下的那些历史性瞬间，仍会“少年”意气地手舞足蹈。黑色的马甲外套胸前的口袋上，三个红色的字——“李-振-盛”格外显眼。他说，他的摄影生涯，就是在记录这个“红色”的时代。
把青春献给的党的事业
1960年，李振盛以大连考区唯一中榜者的身份，考入刚成立的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
毕业后，本想赴京进新华社当记者的李振盛，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
由于出身的缘故，他这样的毕业生被划为“三门干部”。所谓“三门干部，即“从家门进学校门，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没有经过像“工农兵干部”那样的历练。于是，李振盛这份摄影工作只能以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吃老乡的饭、给老乡干活为起点，报社的领导美其名曰“给你锻炼的机会”。
就在李振盛接受完贫下中农的教育、回到报社后没多久，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李振盛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卷进这个漩涡当中，拿到记者证后，他满心盼望有一天能在上面写上“共产党员”。“可是直到现在那一栏还空空如也”，他调侃道。
正式入职《黑龙江日报》的那天晚上，李振盛愤愤地在日记上写下“决不老死黑龙江”的句子，誓要走出东北。然而他最负盛名的照片，正拍于这片他誓要离开的土地。
196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小两口用毛主席语录装饰新房。
虔诚者：1968年4月16日，摄于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
“诸神默默，让照片说话”
1966年8月24日，正值文革“红八月”的风口浪尖，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联合10多所大专院校的万余名红卫兵们，在极乐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立四新”誓师大会。
极乐寺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是东北三省四大汉传佛教寺庙之一。红卫兵们将“极乐寺”改写为“极恶寺”，彻底捣毁寺里的经书、佛像，寺里的和尚则被押到山门前集体列队示众，拿着一条写着“什么佛经，都是狗屁”的横幅，低头认罪。
佛像被砸得稀烂，经卷尽数被焚毁，红卫兵用长竹杆挑起存世仅两部的折叠式的经卷送入火堆，被砸扁的鎏金佛像扔进焚经火堆里烧，围观者一片击掌叫好。
李振盛摄于极乐寺。
当天发生的一切被李振盛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当他拍下这个画面的时候，同行的许多记者们都在跟着红卫兵们喊口号。但李振盛说，这个时候不缺喊口号的，就缺照相的，多一个照相的比多一个喊口号的重要多了。“我时刻想着我这个职业传播的功能”。
1968年的一天，公安局一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说过段时间他们要处决8名犯人，问有没有人想去拍照，同组的几个资深记者都一口回绝，说拍了也见不了报，李振盛趁那通讯员走时跟了出去，悄悄对他说：“那天你们的车来接我一下。”
将被枪决的八名死刑犯中，其中六人是刑事犯，两人是政治犯——按照李振盛的话说，这两个人都是被有知识有文化害的——油印了一个小报，叫《向北方》。正是“向北方”三个字招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呢？因为“向北方”不善。“黑龙江的北方是哪儿？是苏修，向往北方的苏修，（所以）被打为反革命。”李振盛回忆道。
宣判当天，两名政治犯之一的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啸：“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自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
亲历并记下了这一幕的李振盛后来回忆起来觉得，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这么说，从刑场宣判到示众，一直到枪毙。他闭着眼睛的意思是什么？是最后的反抗，是睁着眼和闭着眼都是一样黑。李振盛说：“换一个没文化的，就喊“二十年后又是汉子”。哪儿还有什么好汉？”
由于当时他只有一支焦距为35毫米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才能拍到刚刚尸体的特写，因此脑浆迸裂的带出的浓烈血腥味儿在李振盛的记忆离挥之不去。
拍完这组照片后，李振盛恍惚了许久。住在筒子楼里的他，起夜时总是在昏暗的走廊上闭眼前行，试图不去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到那些被枪毙的犯人们。他更怕想到行刑现场那股让人窒息的血腥味，那段时间，甚至连食堂里的东北菜“猪血豆腐”都成了他久久不敢碰的吃食。
“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照片的“抢救者”
癫狂的年代，李振盛拍下了数以万计 “泼墨汁、扇耳光、剃鬼头”的照片。那时候，黑龙江省规定，抄家、批斗、游街、处决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一律上缴。李振盛的领导也总骂他傻，这种照片，即使拍了也无法见报。李振盛承认错误，卖傻糊弄过去，但还是在继续拍。
时隔经年，一个哈尔滨市民说起李振盛，满是佩服，“他拍这些东西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李振盛笑着摇摇头：“死倒不至于，被批斗是肯定的。”
那些年，李振盛在自己的资料柜和办公桌抽屉里设计了一个夹层隔板，每当拍到无法见光的“抹黑”照片后，他都会把照片藏在这个夹板隔层里。1968年10月，全国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李振盛夫妇打算把照片转移到更隐秘的地方。李振盛说：“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俄式木板平房，天生就适合藏照片。”夫妻二人把木地板锯开，将照片埋在地底下，以防抄家的时候被搜到。
然而噩运还是来了，导火索是他曾经在日记本上那句“决不老死黑龙江”，还有“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他被人指着鼻子骂“你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
1968年12月26日，在全社职工大会上，李振盛低头弯腰，被批斗了六个小时。而后，他与妻子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进行劳改。在劳动中，他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他深信，将来有天一定还能继续摄影。
1972年，林彪坠机事件后，全国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李振盛也因此重归报社，并当上了摄影组组长。
那些被李振盛保护住的几万份文革“历史现场”在经历动荡之后，也终于重见天日。
国庆17周年大游行 ：1966年10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大直街秋林公司。
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10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1968年4月28日，五岁小女孩成为全省学毛著代表， 摄于哈尔滨人民体育场。
1968年7月16日，下水前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摄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
批判走资派大会：1967年4月27日，摄于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
1976年9月18日，哈尔滨人民体育场，50万群众悼念毛主席逝世。
1987年，这些珍贵的照片在“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上获得了全国最高奖，之后，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小反响，李振盛因而被冠以“红色新闻兵”的名号。
从潘家园抢救“废照片”
1997年4月，李振盛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以每公斤1.20元包圆买下530多公斤“废照片”， 用了七个大编织袋和一个大纸箱去装，一个大编织包的重量近100公斤，都需要两三个人才能抬得动。这数万张摄影艺术佳作均为文革后恢复中国摄影家协会以来，20多年间所主办的历届全国摄影大展和国际影展的参赛、入选、获奖的作品。
这些照片中，不乏记录下了刘少奇追悼会、欢送志愿军归国等重大历史时刻的珍品，却在废品站里被当成白搭货。痛心疾首的他后来在博客里写，“全国广大专业与业余摄影家辛勤劳动的成果竟落到如此脏乱不堪的垃圾堆中，怎能不让人痛心与悲哀！”
步履不停的记录者
记录下“文化大革命”以后，李振盛并没有就此结束自己的摄影生涯。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他都未曾缺席。
1997年，香港回归。时任纽约华文杂志《华人天下》总编的李振盛，带着相机回到中国。从回归仪式的现场，拍到香港的市井生活。李振盛说：“文革拍摄批斗、处决的照片，都太符号化了。我觉得错过了太多日常生活的题材，回归普通人的日常、从这些日常里记录历史是弥补自己的遗憾。”
2001年的美国纽约“9·11”恐怖袭击，李振盛用望远镜头拍摄了从飞机撞入世贸大楼发生爆炸到夷为平地的全过程。2008年，李振盛自掏腰包，两次涉险深入汶川地震灾区进行拍摄……
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策划寻访李振盛照片里的主人公，一行人找到了当年协助红卫兵捣毁极乐寺的和尚慈法，他已93岁，是极乐寺的方丈。李振盛捏着当年在极乐寺拍的照片给他看，摆在他的床头，慈法说：“别——别——别说了——别说了”。
一个月后，慈法圆寂。
2011年，李振盛开始在微博上陆续发布自己的部分摄影作品，多数是文革年代拍摄的“大揭发、大批斗、大斗争”的场面。他觉得微博传播面广、传播力度强，能够 “让历史告诉未来”。
但在2015年，李振盛的新浪微博被举报，继而需要互相关注才能看到其微博内容，而且他发表的别人也无法转发。李振盛觉得，自己被半封杀了。
有些摄影师认为，李振盛是文革的“追凶者”，他拍下数以万计的真实影像，让大众对于文革模糊的认知变得具体而真实。而李振盛说，他不喜欢这个称号。“谁是凶呢？红卫兵自己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年逾古稀的李振盛总爱回忆往事，提起许多张照片得到拍摄经历时，他仍能清晰忆起拍摄时的细节。想起镜头里记录下的苦难，李振盛常常暗暗感到幸运。
“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觉得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那我说，我终于走过了青春，那么多的人没走过青春。每每想到那些没走过来的人呢，我都觉得我是幸运的。”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给李振盛《红色新闻兵：一个摄影记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的导言里写道，“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种模棱两可的内容，迫使我们不断质疑我们以为我们正看到的东西。”
2017年10月28日，摄影家李振盛在自己的摄影博物馆前。当日，四川建川博物馆“李振盛摄影博物馆”正式开馆。李振盛摄影博物馆以编年史的展陈手法，将数百幅老照片与上千件文物相结合，塑造出特殊场景，集中展现了李振盛多年来的所见所闻。2016年年初，李振盛决定将平生所摄影像及藏有物件，悉数捐予建川博物馆保管。人民视觉 图
1987年12月，李振盛的20幅文革系列专题照片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荣获新闻摄影大奖。
1988年3月，"艰巨历程"影展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出席开幕式。
他接见李振盛时说："你为人民记录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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