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写陶渊明
在张恨水散文里，两次读到陶渊明，便意识到张恨水对陶渊明感兴趣。两次阅读张恨水写陶渊明的文字，对于张恨水如何看待陶渊明，基本心里有数了。
一次是在张恨水散文集《最后关头》中读到《我哀陶渊明》。文中写道：“读过《陶靖节集》的人，都觉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类的句子，让人悠然神往。自古都道个陶诗甜，杜诗苦。其实，陶诗何尝甜，甜正其不得已也。”“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汉子，说他终日醺醺的，‘读书不求甚解’只做一个糊涂乡村老头子了事，哪有此理？”人说陶诗味道甜，张恨水可不是人云亦云，对此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陶渊明不得已而为之。的确，采菊东篱，悠然南山，后世人多能于诗中读出陶渊明的几分闲适与隐逸来。可是能有几人如同张恨水这般，也能读出陶渊明的无奈？若说“陶诗甜”，这“甜”细细地品下去就变成苦涩了。
再说陶渊明的文：“你读过他的《桃花源记》，说到那里面像仙境一般。他是白日说梦呢？还是真有其事？”张恨水十分理解陶渊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心有不甘的陶渊明，欲笑无声，欲哭无泪。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那就只有改变自己。“于是只有一味地淡泊明志，放怀自遣，理想出那么一个乌托邦来。”“要知道‘门虽设而常关’，‘抚孤松而盘桓’，那一份苦闷其中而逍遥其外的句子，正不知含有几千行眼泪呵！唉！‘归去来兮！’‘先生将何之？’我哀陶渊明。”张恨水当然明白，世间哪来的桃花源？陶渊明的桃花源不过是个白日梦罢了。张恨水替陶渊明感到悲哀。而哀人者，又往往是在自哀。彼时的张恨水，自哀，他已具备一百个充足的理由。身在陪都重庆，寄居荒野草庐，缺衣少米，艰难度日。不时还有日机轰炸，成天惊魂不定，生死难测。张恨水心里自然也会虚构出一个桃花源，可是他去得了他心里的那个桃花源吗？
一次是在张恨水散文集《上下古今谈》里读到《陶潜之瑕》。文中写道：“梁昭明太子，为陶渊明诗集作序，竟有微词，他说：‘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张恨水认为，“昭明去陶渊明不久，应该认识他之为人；所以这白璧微瑕的责备，有些苛求。”前文说到陶诗之甜，这“甜”在昭明太子看来便是一个小小的瑕疵。张恨水并不完全认同昭明太子的看法，他对陶诗的“白璧微瑕”持以宽容态度。
“虽然，春秋之义，责备贤者。昭明之序，总还是善意的。广义地说，两晋士大夫实在也为了这个闲字，误尽苍生。贤如陶潜，只好以冲淡自洁，实在可资惋惜。假使昭明做了皇帝，也许他有以振作士气的。因为要救世之士不去赏菊，其责还在朝廷。”由此，张恨水认为，晋之清淡，一部分是源于个人的情趣习惯，一部分则是由当时的政治压力所导致。陶渊明的闲逸，以后者的原因居多。所以，在张恨水眼里，陶潜之瑕，迫于无奈，是可恕的。
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重庆《新民报》副刊，后者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重庆《新民报》副刊。虽写作于前后几年的不同时期，张恨水对于陶渊明的基本看法还是一致的。无论诗文，对于陶渊明的闲适与恬淡，张恨水均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不曾附和他人对陶渊明进行苛刻的责备。
读过张恨水写陶渊明的两篇文章，反观张恨水早期的散文作品，陶渊明的影子，总是若隐若现于其中，冷不防会与人撞个满怀。甚至张恨水本人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及散文创作的主张时，曾坦言他的主张有两条，一条是言之有物，一条是取径冲淡。张恨水“取径冲淡”的文风，会不会与遥远的陶渊明存在某些潜移默化的传承关系？
不过，抗战爆发后，流寓重庆期间，张恨水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恨水不辱一介文人的使命，他在“最后关头”振臂高呼，希望唤醒沉睡或者麻木的同胞。他的散文中“平和”与“冲淡”渐渐少见，明显地多出一些“辛辣”和“浓烈”。
□王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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