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不能替代人的3个理由
20世纪科学界一个意义深远的发展在于这样一个发现：物理结构和观念交流都可以基于使用代码的算法来组装。使用核酸字母表，基因代码能够帮助生物体组装其他生物体的基本部分，并指引它们的发展；同样，文字语言给我们提供了字母表，通过字母表以及通过支配单词排序的语法规则，我们可以组配无限的单词，来命名无限的物体、活动、关系和事件；我们还可以组建句子和故事，来叙述事件的过程或解释观念。在演化的这一点上，自然生物体和交流的组装过程很多方面都依赖于算法和编码，计算过程很多方面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也是如此。但这个事实导致了一个影响广泛的观念的出现，即认为自然生物体能以某种方式还原为算法。
人工智能、生物学甚至神经科学领域都沉迷于这个观念。人们未经验证就接受了这样的看法：生物体是算法，身体和脑是算法。人们声称这是所谓奇点的一部分，因为事实上我们能够人工地写算法，将算法与自然中存在的各类事物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算法与万物混合起来。按这种说法，奇点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尽管这些观念和奇点的说法在技术和科学界多少有些流行，并且成了文化趋势的一部分，但它们在科学上并不合理。对人类来说，这些不合理的想法是无法达成的。
生物体是算法这种观点往小里说带有很强的误导性，严格来说则是错误的。算法是达成一个特定结果所需的公式、配方和步骤。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体确实是按照算法建构起来的，并利用算法来运转其基因结构。但生物体本身不是算法，生物体是算法参与的结果，它们展现出的属性可能是由指导它们建构的算法所规定的，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是，生物体是由组织、器官和系统组合起来的，其中的每个构成细胞本身又是由蛋白质、脂类和糖构成的脆弱的生命体。生物体和细胞不是代码串，它们是一些真实可感的物料。
生物体是算法的想法极大地助长了另一个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建构生物体（不管是活的还是人工的）所用的基质是无关紧要的。它暗示，算法所针对的基质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运行算法的背景也无关紧要。在“算法”这个术语的当前用法的背后，似乎隐含了一种生命独立于背景和基质的想法，尽管这个术语本身没有或不该有这种隐含意味。
据算法主义者推测，按照“算法”术语目前的用法，把同样的算法应用到不同的基质和新的背景中将会实现相似的结果。可是这种推测其实没什么根据。基质不是无关紧要的。生命的基质是一类特殊的、有组织的化学过程，它受制于热动力学和内稳态命令。根据人类现有的认识，基质对于解释我们是什么至关重要。为何如此呢？我有3条理由。
第一，感受的现象学表明，人类的感受是生命活动对其丰富的化学和脏器成分进行操作的多维度、交互的成像结果。感受反映了生命活动及其未来生存能力的质量。我们能想象感受源自另外不同的基质吗？这确实是可能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可能的感受会与人类的感受相似。我可以想象源自人工基质的某种“近似”感受的东西，前提是这种人工感受能反映该装置的“内稳态”并揭示该装置运行的质量和生存能力。但我没有理由期待这种感受会堪比人类或其他物种的感受，因为它们缺乏感受用来描绘地球上的生物体状态的基质。
我也可以设想存在于银河系某处的不同物种的感受。生命在银河系中繁衍，它们遵循与我们相似的内稳态命令，并能在不同的生理基质上产生类似人类的感受变体。神秘物种对其感受所具有的体验会在形式上类似于人类的感受，但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两者的基质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你改变感受的基质，你就改变了表象，因此也就改变了感受。
简言之，基质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提及的心智过程是对那些基质的心智说明。现象学是重要的。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可以开发有智能的人工生物体，这些人工生物体的智能甚至超过人类。但没有证据表明，以有智能为唯一目标而被设计出来的这类人工生物体会仅仅因为它们的智能行为而产生感受。自然的感受是在演化中出现的，而感受之所以能被保留下来，是因为感受为那些足够幸运地拥有它们的生物体做出了生死攸关的贡献。
奇怪的是，纯粹的智能过程使其非常适合算法解释，并且似乎不依赖基质。这也是设计良好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击败国际象棋冠军、擅长围棋并成功地驾驶汽车的原因。然而，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智能过程独自就能构成人类独特本质的基础。相反，智能和感受过程必须在功能上相互联系，从而产生某些类似生物体（特别是人类）的活动。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二部分讨论过的那个关键区分，即被激发出来的感受与自发感受之间的区分，前者是与情感相关的活动程序，而后者是生物体状态（包括来自情绪的状态）的心智体验。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道德价值来自有心智的生物体中的化学、脏器和神经过程所运行的奖惩过程。这种奖惩过程的结果恰恰就是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我们的文化中一直以艺术、司法和公正治理的形式所颂扬的这些价值是基于感受而得以塑造成形的。一旦我们抽去了痛苦及其反面（也就是快乐和幸福）的生化基质，我们也就瓦解了我们当前道德体系的自然根基。
当然，我们可以按照“道德价值”来建造和运行人工系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类装置会包含那些价值所需的根基，并能独立地构造价值。“行动”的存在并不保证这个生物体或装置能“在心智上体验”那些行动。
我上面的话并未暗示生物体基于感受的高级功能是不可捉摸的，或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它们当然可以被研究和理解，并且会继续如此。我也不是为了要在论证中引入神秘之物来反对使用算法概念。但至今所呈现的是另一面，也就是说，对生物体的研究需要考虑生命的基质及其产生过程的复杂性。当我们思忖之前所提到的新时代医学，讨论新时代医学可以借助基因工程和创造人机混合体来延长人类生命的时候，这些区分的含义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
第二，“算法”这个术语往往让人联想到可预测性和缺乏弹性，但这两种特性并不适用于人类行为和心智的高阶领域。人类丰富的有意识感受确保人类的创造性智力可以挫败自然算法的执行。我们天性中的善恶天使试图给我们施加各种冲动，而我们对抗这些冲动的自由是有限的，但事实仍然是，我们能够在许多情势下对抗这些善恶的冲动。人类文化史记录了我们借助那些算法不可预测的发明对自然算法做出的抵抗。换句话说，即便我们鲁莽而轻率地宣称人脑是“算法”，人类所做的事情也不是算法，而且人类是无法被完全预测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背离自然算法反过来是对算法解释保持开放。这是正确的，但关键点依然是，“启动”算法不会创造出所有行为。感受和思维也在相当程度的自由中贡献着它们的一份力量。如果是这样，那么使用“算法”这一术语又有什么优势呢？
第三，关于人性的算法解释事实上蕴含了上面概述的问题，即基质和背景的独立性、缺乏弹性和可预测性，接受这样的解释意味着持有一种还原论者的立场。这种立场常常让一些灵魂善良的人排斥科学和技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和技术贬低了人性，他们哀叹一个时代的消逝，那时哲学充满了美学敏感性并对痛苦和死亡予以人道的回应，这种哲学情怀让人类跃出自身的生物属性。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科学计划包含的人性解释是有问题的，就否认它的优点，或抗拒它。我的观点要简单得多，我创建的这个似乎有损人类尊严的人性解释并不能推进人类的事业，即使我本无意让人类的尊严降低。
那些相信人类正在进入“后人类”历史阶段的人，不会把推进人类事业当作他们的议题，因为在“后人类”时代中，大多数人类个体已经失去对社会的价值。在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所描述的景象中，当人类不再需要战斗（因为它会被网络战取代）并且当人类的工作被自动机械替代后，多数人只会衰亡。历史将属于那些通过长寿而取胜的人，并且这些人将持续获益于这种状况。我用“获益”，而非“享受”，是因为我猜想他们的感受状态将会是模糊晦暗的。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对未来有另一番想象。在其想象中，高智能且充满破坏性的机器人会接管这个世界，并结束人类的苦难。无论是赫拉利还是波斯特洛姆，他们都认为未来的生命和心智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电子算法”，这种电子算法能人工地模拟当前“生物化学算法”所做的事。此外，这类思想家认为，人类生命本质上与所有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命可相比较的观点会侵蚀传统人本主义的基础，因为传统人本主义认为，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是卓越的和与众不同的。这就是赫拉利得出的明显结论，而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它肯定是错的。尽管人类与其他物种共享了生命过程的许多方面，但人类确实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苦与乐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回忆充满感受的共鸣。但也许赫拉利只是想要用他的《未来简史》（Homo Deus）的寓言让我们失魂落魄，并且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让我们做点儿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意他这么做，并且我也希望人类能为此做点儿什么。
我斥责这些反乌托邦式的展望还有另一方面的缘由：它们极度苍白和无聊。相比于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展现的对快乐生活的拥抱，现在所构想的这些反乌托邦的前景是多么衰落啊！这一前景构想的人物类似于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在电影《泯灭天使》（Exterminating Angel）中描述的角色，他们过着日复一日的沉闷乏味的生活。相较而言，我更喜欢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中呈现的危机和才智。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应付着每一个挑战，用智谋战胜了大坏蛋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并赢得了爱娃·玛丽·森特（Eva Marie Saint）的芳心。
《西北偏北》剧照
本文摘自著名神经科学家、《笛卡尔的错误》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新作《万物的古怪秩序》（李恒威/译，浙江教育出版社·湛庐文化2020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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