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基层女性：照料、家庭与生计
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球，截止日前，全球已有近五百万人受到感染 。 疫情的爆发给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联合国妇女署4月7日发布的政策简报指出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加深既存的不平等，并从经济，健康，无偿劳动和性别暴力四个方面简述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对妇女造成的影响。那么，疫情对中国基层女性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2020年5月7日，我们通过网络发起了一项调查，希望增加对基层女性在疫情中的心理感受，家庭关系以及生计方面情况的了解。
一、研究方法
我们主要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邀请基层女性对疫情中的自身、家庭、生计和心理状况相关的问题作出评价。问卷通过以微博和微信为主的网络媒介进行发布，在三天的时间里总共回收有效问卷662份。
本次问卷的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为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基层女性（90.3%），问卷主要反映当下基层女性在疫情中所受到的影响。其中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从事服务业（37.6%）或为全职家庭主妇（20.1%）。受访者以中青年女性为主，18-35岁占51.7%， 36-50岁年龄段占39.3%。其中大多数受访者为已婚女性（69%），未婚与单身者占25.4%。受访者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在回收问卷后，我们通过微信对愿意接受回访的四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
本次调研受各方面条件因素限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基层女性在疫情中的状况和困难，希望基层女性群体的状况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支持。
二、主要发现
2.1照顾劳动与家庭关系
受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gender norms）和家庭文化观念影响，女性通常更多地承担家庭中的照顾责任。我们的调查显示，这种性别分工在疫情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女性仍然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顾者，仅有6%的受访者称自己的伴侣在疫情期间承担主要照顾工作。4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妇女）在疫情中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任务，12.7%的受访者表示其他女性亲友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
在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工作中，子女和老人的照料是最主要的，其次是照顾家中病人和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间需要照顾家中的孩子（40.8%需要照料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儿童，16%需要照料3岁以下幼童，9.8%需要照顾初高中应届考生）。近三成受访者需要照顾家中60岁以上老人。
作为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女性日常花在无偿劳动上的时间远高于男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女性平均用在包括家务，照料子女等无偿劳动上的时间达3小时48分钟；而男性为1小时32分钟 。而由于疫情导致的包括卫生防护需求和社会停摆（如学校停课等）等社会变化进一步增加了女性的负担。一位受访人告诉我们她的“生活明显变得忙碌了，辅导孩子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要做各种家务，现在还要每天下地干活儿，分身乏术，心力交瘁的感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照顾劳动增加了，其中约1/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照料工作增加了很多。
我们的调查显示，女性在疫情期间承担了家庭内主要的基本生活物资采购和防疫物资采购工作。其中，超过四成的受访人表示自己是家庭中主要负责外出采购粮油等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物资的人。而在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采购任务方面，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是由自己（妇女）承担的。
疫情对女性的家庭关系感受也产生了影响。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关系在疫情中发生了改变，其中26%的人认为疫情期间自己的家庭关系变好了，25.8%的受访者认为变差了。另有极少数（0.2%）的受访者在疫情期间受到了打骂。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家庭内部对于家庭防疫措施（如不聚餐，少外出，勤洗手等）的意见基本能达成一致。而当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出现时，商讨妥协是受访者在家庭内部使用最多的处理方式，其次是听从家长（24%）或伴侣 (8%) 的意见。表示会坚持自己意见的受访者约占23.3%。而16%的受访者表示在意见不一致时会采取消极（拖延）或积极（言语冲突）的抵抗方式。
2.2生活与生计
我们的调查发现，疫情对基层女性的生活和生计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生活方面，与疫情密切相关的卫生意识的变化最为突出。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卫生意识在本次疫情中有所提高，同时受访者花在清洁卫生工作上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了。87.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清洁卫生上，其中超过三成的人表示增加了很多。
与疫情中基层女性的无偿照料劳动增加相对应的，我们发现多数女性花在休闲娱乐上的时间减少了。
疫情也对受访者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和睡眠质量产生了影响。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饮食习惯在疫情中发生了改变。39.9%的人认为变好了，而13.7%的人认为变差了。在回访中，我们发现饮食习惯的正向改变可能与对疫情中健康和卫生的重视相关。在睡眠质量方面，42.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睡眠质量在疫情中变差了，仅有1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基层女性在生活中获取疫情，防控，和社会支持相关信息的渠道/方式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基层女性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其中新媒体（网站）和社交网络平台（微信群，QQ群）是受访者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电视，电台，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介也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包括村居委会宣传以及亲友人际传播等社区/社群内部的信息传播也分别占40.2%和28.1%。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得到了足够的有关疫情，防控和社会支持的信息（81.3%）。
另外我们注意到，疫情也给基层女性（自己和家庭）的生计带来了很大影响（见下图）。调查显示收入减少与开支增加是多数基层女性在生计方面受到的主要影响。70.7%的受访者表示家庭收入因疫情而减少，另有45.9%的受访者自己的收入受影响而减少。与此同时，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家庭支出因疫情而增加。在我们的回访中，受访人谈到生活和防疫物资的消耗增加和价格上涨都是导致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另外也有受访人谈到因学校停课原因，住校子女在家生活也增加了家庭日常基础支出。
2.3焦虑与压力
多数基层女性作为家庭内的主要照顾者，面对疫情引起的一系列生活和生计方面的变化，她们的心理状况如何呢？我们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1.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焦虑水平超过6分（0-10分），受访者平均焦虑分值为6.2分。
而焦虑情绪和压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疫情的突然爆发让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感到担忧。近八成的受访人担心自己或家人感染新冠病毒，超六成的受访者担心自己的预防措施不够充分。相应的，购买防护用品的需求也让许多女性感到压力。一些受访人还提到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隔离也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比如有受访者写道，“……长时间待在室内出现负面情绪，感到压抑”或“在家被闷到近乎崩溃”。但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一些受访人也提到前者的影响在逐步缓解。而生计和家庭照顾劳动带来的双重压力却持续存在。
对生计问题因疫情受到影响的担忧是受访者焦虑和压力的另一主要来源。65.9%的受访人表示因物价上涨而感到经济压力，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就业/工作困难感到担忧。一些受访者向我们描述了她们在生计上感受的压力：“抑郁，经济来源减少”，“有点焦虑，因为失业了…“，“家庭收入不稳定，心理经常焦虑担忧”，“收入不多，房租不减，各种消费。很心累”。还有一位受访人告诉我们：“老公是开滴滴的，车辆在2月份出了次大事故，因受疫情影响，修车前后整整修了三个多月才修好，老公一直失业，期间还要还各类贷款和花呗信用卡。确实把我们原本的生活搞得特别难。”
同时，因疫情而加剧的家庭照料劳动，从照顾子女，其他家庭成员，维护家庭关系，家务劳动，到保持家庭气氛等各个方面也都让基层女性感到不小的压力。比如，有受访人谈到自己在疫情期间面对家务劳动的增加表示，“每天做饭做到怀疑人生”，“每天要买菜做饭搞卫生，做一家五口的饭菜，疲劳不已”，“什么都自己搞定身累，憋屈，心更累”。24.3%的受访人在维护家庭关系中感受到压力，还有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她在疫情期间遭受到性别暴力：“整个阶段生活得很痛苦，被骂被打，我不想和男性亲友住在一起”。
调查还显示，69.8%的受访者认为家中采购粮油等生活物资的安排增加了自己的压力，其中近两成的受访者感到压力很大。而女性作为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在疫情期间不仅承担了更多的日常家务和照料工作，同时还主要承担家庭内防疫相关的采购工作。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家庭中防疫物资的采购安排也增加了自己的压力或焦虑，其中16.8%的受访者认为压力非常大。
三、总结与建议
首先，我们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女性仍然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顾者。其次，我们的调查显示疫情对基层女性的生活和生计都带来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生计上，多数受访者都表示感受到收入减少和开支增加的经济压力。同时由于经济受到疫情影响，许多受访者对就业感到担忧。因疫情而增加的家庭内无偿劳动和生计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双重困境。累与疲惫是调查中多次出现的描述，也提示着基层女性在疫情中焦虑和压力的心理感受。
疫情影响着所有人的生活，而它确实放大和加深了社会结构中原本处于不利位置的人群的困境。在我们的回访中，来自广州的环卫工人林姐（化名）作为疫情期间维持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劳动者同时承受着本职工作量和家庭照顾责任的同时增加。而疫情期间生活基本开销的增加让原本已经在环卫工作和家务的“第二轮班”压力中感到疲惫不已的林姐困扰。她谈到自己也希望在疫情期间改善孩子们的饮食，但因为开销的增加难以满足，“……小孩想吃好一点就没那个能力咯，只能吃饱就可以，不像别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一些受访人谈到自己因生育和育儿（幼儿）不得不辞掉工作的情况。“全职家庭主妇”是许多基层女性应对母职压力的不得已选择。被局限在家庭无偿劳动中的受访者也谈到自己“每天基本上都是买菜做饭做家务教孩子学习……没有私人空间”的困扰，或因为要带孩子而无法出去工作的焦虑。而即使是全职家庭主妇，在回访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在肩负妻职与母职的同时，也多需要通过“打零工”（比如微商等形式）来努力增加家庭收入。育儿和照顾家庭生活等无酬劳动实际上往往并非她们承担的全部劳动。而与此同时零工经济的脆弱性可能使得女性（尤其是基层女性）更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收入减少和“找活儿难”产生的生计压力也被不少受访人提及。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的：
“生活一塌糊涂，每天都跟打仗似的紧凑，心理高度紧绷，没有一点透气的时间，两个孩子，一个脑瘫，父母年迈，害怕他们中任何一个生病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因为一旦出现病症不管哪种都得住院，是我所承受不起的，担惊受怕，紧紧张张，熬夜失眠”。
在经济复苏，复工复产的过程，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基层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考虑她们的诉求。在调查最后，我们也询问了受访者认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其中生计方面的需求最为突出。百分之72.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增加家庭收入，61.3%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加强对就业的支援。这与前述基层女性及其家庭受疫情冲击而面临的经济困境相一致。而有31%的受访者希望能加强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援，30%的受访者希望能加强对家庭防疫的支援。
传统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倾向于把无酬照料劳动界定为女性在私领域中的责任，而基层女性受经济条件限制难以通过“母职外包”的形式在市场中购买照料服务。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庭照料责任的高度性别化局限了女性参与就业市场的机会。由于社会停摆，学校停课带来的子女照料工作的增加进一步让基层女性感受到“挤压”。比如，一位受访者说自己“身心疲惫，白天照顾小孩，夜晚熬夜工作”；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又要上班小孩又要上网课，两者难以兼顾。郁闷。”联合国妇女署《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性别平等》 报告指出，“对无酬劳照料劳动的低估，加剧了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造成女性家庭角色的回归和家庭中地位的下降，以及对男性的依赖”，并提出“承认无酬劳动劳动的价值，将家庭照料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议。面对因疫情而进一步突显出来的基层女性家庭与生计的双重困境，更需要重新召唤“公共性”。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在应对疫情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时也各自采取了相应救助措施来缓解因疫情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比如，“德国政府公布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疫情期间失业人员可向政府申请一次性补助；英国政府宣布，将向疫情期间所有不能工作的雇员支付其工资的80%。”(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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