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是社恐的工科生 也是高产的历史写作者
【编者按】在历史学和历史书写的世界里，有学院派出身的研究者组成的“庙堂”，也有非科班出身的通俗历史写作者构成的“江湖”。前者仿佛是泉源，是知识的起点和源头，在艰深的领域里耕耘，设定历史学的框架和疆域；后者则是河流，将前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众科普，百川奔流入海，真理方能深入人心。没有“江湖”的“庙堂”最终必然失去现实关怀而只能退守象牙塔，甚至沦为人们批判的“资产阶级趣味”和“Arm-chair Scholar”；而没有“庙堂”的“江湖”则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沦为“民科”，令人贻笑大方。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知识圈，应该是上述两者的有机统一。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一直注重勾连学界和大众，在两者间搭建一座知识的桥梁。我们注重学界的前沿动态，关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同样重视通俗历史书写与科普等“讲故事的人”。在小说和当代史学兴起之前，人类社会有着大量的说书人群体，从本雅明到莫言，都对“讲故事的人”有过生动的描绘，这个群体承载了民间的记忆，传承并演绎了一个个民族的史诗和神话。“讲故事的人”这一群体在当下的中国也同样重要，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讲的人和听的人可以不用在同一个空间，讲故事的形式也愈发多样。在这个系列里，记者对一批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写作和科普者进行了采访。本文为第二篇。在本篇中，我采访了郭晔旻。但凡你对“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国家人文历史”“网易历史”《世界军事》等平台的文章有所关注，对这个名字应该都不会陌生。他在工作之余每年写作50-60篇的历史科普文章，几乎遍布于所有媒体的历史栏目，涉猎的主题从古人的衣食住行上海史再到国别史，可谓是目不暇接且少有史实上的硬伤。2018年他还出版了两卷本的《丝路小史》，在豆瓣上也颇受好评。作为一个纯粹的工科生，哪些学者的著作给了他最初的震动和启蒙？他是怎么开始自己的历史写作的？又是怎么做到主题遍地开花而又在史实上不被人所指摘的？如此高产的背后有怎样的写作技巧？
从《上下五千年》到《草原帝国》
澎湃新闻：您最初是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能否请您谈谈您最初的历史启蒙著作？最欣赏、钦佩的历史学者和著作？
郭晔旻：最初的启蒙是《世界五千年》和《上下五年前》这两套书，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读的。先看到的是《上下五千年》，再看的《世界五千年》。历史故事对我天生就有一种吸引力，看完这两套书以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致框架就有了。我从小又是一个很宅的性格，不喜欢运动和外出。宅在家里嘛，就读历史书了。
小学时候读的还有《三国演义》的连环画，以及在广播里听单田芳的评书。
初中还看了《说唐全传》和《东周列国志》的原著，看的是那种繁体竖排的。看得有些吃力，有些文言文看不懂，我就抄下来去问我的语文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东周列国志》里面管仲说鲍叔牙不能当自己的继承人，因为鲍叔牙“恶恶以甚”（善恶过于分明，十分憎恶恶人），当时我读到这里就卡住了。这套书读下来以后对于自己的文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后再读古书就比较容易了。
除了读古书以为，初高中的时候看杂志也很多，比如《舰船知识》《兵器知识》和《航空知识》，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三大知识”，还有《世界军事》。
至于我们一般说的“史学著作”，历史学者写的那些，我是从高中开始看。我尤其记得是1999年的国庆节，那时候我高三，打算趁着最后一个国庆节假期放松一下。我就去了上海书城，结果翻到了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我在书店里站着看了两个小时，当时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个作者怎么能把草原民族的历史脉络写得这么清楚，也是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我当下就决定把这本书买回去。然后这本书就是我整个高三的消遣，但凡有空闲的时间我就拿出来读一读。
“以历史为业是奢侈的”
澎湃新闻：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学历史呢？
郭晔旻：我高中选的是理科，“3+1”加的是物理，所以后来去了同济，读的是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也是因为当时自己没有多少主见，父母觉得学文科就业面比较窄。
当然我也问过自己，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我会怎么选？想了想大概率还是不会选历史。我有好几个挺好的朋友都是复旦历史系或者史地所的，最后也没有做学术。在我看来以历史为业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毕竟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个专业的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另外喜欢读史甚至是书写历史，和专业的研究历史，还是两回事。比如你看张宏杰，他写了好几本书之后才去读的博士，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书写者，而不能被称为研究者。《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这些书是不是好书呢？当然是。但学界不会把这些书看作是学术著作。
澎湃新闻：大学专业对您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后来的历史写作有什么影响和帮助吗？
郭晔旻：我学的是工科，这要求我们对数字和证据特别敏感。运用到历史上就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无一字无出处。这也导致我对现当代史不大感兴趣，因为现当代史和当下联系太紧密了，能够看到的材料也少。
00年上大学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一下子获取资料的来源就大大拓宽了。
大学里空闲时间多，就把《二十四史》抽着读。还有就是当时网上各种论坛兴起了，包括“天涯”“舰船知识”这些。很多人在上面写一些历史文章，在我看来这是民间历史书写的一个开端。后来有人把自己在网上写的文章集结出版，比如火焰塔的《五胡录》，还有潇水写的那些书。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这一波民间历史书写的巅峰。后来这个群体就开始衰弱了，一方面是很多人的兴趣转向去写架空或者穿越的历史小说了，另一方面也是从PC端到移动端，没有人会在手机上写或者读那么多的内容了。
从军事史到社会史的转向
澎湃新闻：您的历史写作是怎么开始的？
郭晔旻：2008年底，我下班路上觉得特别无聊。拿出买来的《世界军事》读，觉得怎么没有原来好看了，我要写都能比这个写得好，我就想着说要不我试着写一篇投个稿吧。当时写完我就投到杂志给的邮箱里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回了，还说我写得很好，会用这篇文章。那是我写得第一篇历史科普文章，写雅克萨之战。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意味着我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还能让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被大众所知晓。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最开始我写的都是军事史的文章，但是后来对军史的兴趣越来越弱。这个跟自己年纪的增长和对生活的理解有关系。
一开始看什么“斩首十万”“拔五城”这种，特别热血沸腾。但是看多了以后就有另外一种感觉，会想到这里面的人，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这是很痛苦和悲惨的。从叙述的角度来说，战争或许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有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之别，但是具体到那些作战的士兵，哪怕是侵略者阵营里的，他们的遭遇和牺牲，都是惨痛的。我后来自己也成了家，有了老婆孩子，会想到这些士兵也有自己的亲人和家庭，一场战争造成的创伤是难以统计的。所以也就不愿意再写军史的文章了。
另外一点反思是我觉得从最小读《上下五千年》到后来的教科书和各种史书，主要还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缺少了社会史的内容。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所以我这两年一直在给你们写饮食史的专栏，为什么我们的饮食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对社会史的兴趣越来越高，和对军事史热情的消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包括古代的商业史，语言的演化，也都是我的关注，而这些和帝王将相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平民百姓的历史。
其实对我来说，看书和写作就是我的娱乐，我这个人首先没啥运动天赋，比较宅。男生宅在家里要不就打游戏呗，我游戏打得又不行，就只能看书了。反正从大学时候就是，别人打游戏，我在旁边看书。
后来就写了一系列越南史的文章。越南的专题写完之后，我就开始了饮食史系列的写作。当然中间也有一些零散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以一个热点事件为切口，去考察它背后的历史脉络。
澎湃新闻：看您的文章，写得很杂，关注的问题很多。您是怎么做到在这么多领域里面都有所涉猎有保证文章没有大的硬伤的？有没有哪几个领域是您的核心关注？我看您2018年的时候出了两卷本的《丝路小史》，除此之外您好像还一直比较关注饮食史和语言学？
郭晔旻：当然你得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一个人不可能每一个领域都非常了解，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我阅读的这个资料，这个文献，是否是准确的，之后才能说去引用资料和转化成自己的语言。而这种判断能力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有了这些知识背景，我基本能保证大的框架不会有问题，最多可能某个细节是有争议的，当然有些小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我也很感谢有人替我指出来。
比如我有一次写《越南为什么自称“中华”》，我提到越南搞科举是在11世纪早期。后来有个专门做越南史的学者跟我说不对，是11世纪后期。
至于说《丝路小史》的出版，是因为我在国家人文历史写了一系列“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当时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好要出丝绸之路相关的书，就联系到了我。所以那两本书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创作的挑战，更多的是一种整理和集结。
总的来说，我的文章要努力保持可读性和知识性的平衡，我写的不是论文，要让读者爱看。
通俗历史写作的技巧
澎湃新闻：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写作方面的技巧，是如何做到您说说的可读性和知识性的平衡的？
郭晔旻：这个确实可以好好说一下。
第一要想象你的读者群。你要大概明白你的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知识水平是怎样的，能接受怎样的文风和内容深度。在不同平台我的写作风格也会略有不同，如果是纯粹的网文，那我会写得非常通俗，口语成分更多一点，标题拟的也会比较标题党一些，写给你们的文章我就会严肃很多。
第二，我的文章会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的出现。因为出现一个人，我就要解释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的职务和背景又是比较生僻的，那我还得去解释这些背景，这样一来整个文章就很臃肿。当然你从论文的角度来说，一个事件发生，你要尽量把这个事件里的各方都介绍进来。但在我的文章里，除非是专门写某个人物的文章，一般比较宏观的文章我会尽量不让主角以外的人物出现。这也和我的历史观有关系，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所以在我看来人民这个群体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具体的事件里，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
第三是引文和文言文的保留。文言文的好处在于精炼，白话十来个字才说清的内容，文言三四个字就能说清楚，可以留出更大的空间写其他内容，一般来说我的文章字数都控制在四千字左右。少了说不清楚，多了影响阅读效果。但是引用文言文多了呢，也考验读者的理解能力，这就回到一开始说的读者群的问题，要看你的受众群体的知识水平了。我的原则是文言文不能连续出现，比如有时候不得不引用一个古文献，里面那一段话又恰好很长，我会把它拆分掉，绝大多数自己用白话来重新解释，关键的几个地方用文言表述一下。
第四，对于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除非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外，一般我会选择回避这些争议。比如说文章里，某个人物的出生年月这种，有的史料认为出生于某某年，有的认为是某某年。对我这篇文章来说，他早几年晚几年出生根本没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在我要讲述的这个事件的现场，他确实扮演着某种角色出现在那。
第五，在行文的过程中不能一直只论述事实，要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评述。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情感评述，比如说这个人很坏，那个人很伟大这样，我说的评述是因果推论。比如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客观上对之后某个事情的发生影响。这也有利于我文章的推进，可以有效地结束一个话题而引出下一个话题。而不是像教科书或者维基百科一样纯粹地罗列事实。
一般来说我写文章，先确立主题，然后每篇文章会分三段来论述，要想好每一段要讲什么子话题。有了这样的架构再去查资料，就是先有骨架，再往里面填充。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重要，我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这些，都是想到了一个题目，就唰唰唰写，但是回过头来逻辑和表述的连贯性可能是有问题的。确立了这种写法以后，等于找到了一个标准化的程序，从写作和阅读上都轻松很多。
澎湃新闻：除了涉猎选题很多以外，您也非常高产，我很好奇您是如何能写这么多的？高产的秘诀是什么？
郭晔旻：首先是看书快，其次是打字速度快，我考过打字机的证书，每分钟250键以上，这就能保证我不会出现脑子在想什么，但是输出跟不上。再次跟知识储备有关，很多常识性的东西我看过基本就能记住，写的时候也不用查资料。
当然平时的积累也很重要，我有一个庞大的电子书库。一般一本书如果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会在我之后的写作中作为资料书用到，那我会很快地读一遍目录，然后把相关章节给看一遍，做个标签。之后写到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把需要的内容给摘出来。
比如我写饮食史系列的文章，那么徐海荣先生的《中国饮食史》这样的书籍会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脉络，然后根据自己的积累去确定具体的选题。那这个题目里肯定还有很多内容是未知的，但是互联网时代去检索文献，都是比较易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是不会有民间的历史写作的。历史学需要的考证和索引，在前互联网时代，那是大学问，非科班出身的人掌握不了。比如顾城先生的《南明史》，我觉得太了不起了，他那个年代就只能跑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然后手抄需要的材料，最后写出了一本从事实论据上驳不倒的书。现在人批判顾城的《南明史》，只能从史观上来做文章，但是观念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法统一的。
一般来说我写一篇文章，前期确定选题，搜集资料大概一个星期，真正写起来大概每小时800-1000字，最多两个晚上就写好了。最累的不是写作本身，而是找选题。
社交恐惧导致的高产
澎湃新闻：您一年大概要读多少本书？
郭晔旻：对我来说这个挺难统计的，因为分精读和泛读。
比如我也要写书评，写书评肯定得精读。我最近给上海书评写了一篇《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的书评，书我大概看了两个礼拜。书评写起来比文章要累，因为你得有自己的评判，你得说明白，这本书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种判断得建立在事实论据的基础上，所以得尤其的谨慎和小心，而我又是一个不轻易下结论的人。
算下来我一年精读的书大概在10-20本左右，而且精读的书我都是自己买的，不看电子版，电子版很难长时间专注的阅读。
泛读就算不清了，有时候为了写一篇文章，我可能要查阅十几本书。这也是我喜欢写文章的原因所在，写作的过程中你的认知体系会得到极大地提升。每写完一篇我自己的知识体系都会丰富一些，跟别人打王者荣耀打赢了一盘的快感是相似的。
平均下来我一般一年能写50篇文章左右。我本身是个有社交恐惧的人，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基本所有空闲时间都拿来阅读和写作了。
澎湃新闻：在这么多的文章里，哪几篇是您特别满意的？能否请您细说一下？
郭晔旻：有以下几篇吧。
《“冲绳料理”为何满是“中国味道”》（澎湃·私家历史）
2019年去冲绳旅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当地一些比较奇特的中国特色，琉球历史上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当然也是此前就知道的，但异国饮食的中国特色，终究是亲自体验以后才有切身感受。因此写作的时候感觉得心应手，也算是这次旅游的一个纪念。
《那些脱美的“效忠者”》（澎湃·上海书评）
这是篇《自由的流亡者》的书评，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恰好是英国脱欧延宕不决的时刻。一下子就感觉，历史和现实突然又形成了某种联系。而且这本书本身也涉及到了一个比较冷僻的领域，也就是传统认知中的北美革命中的反派。写作这篇书评比较顺利地将自己对于这本书的认知描述了出来。
《海南人为什么说的是“福建话”》（澎湃·私家历史）
我一直对方言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有兴趣，海南说闽语这点也近乎常识一样早就知道。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之前学界比较少关注的领域，然后通过移民与人口史的考证，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自洽解释。
澎湃新闻：跟很多作者不一样，您好像没有经营自己的豆瓣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并没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要维持阅读群体或是是跟读者对话的意识？
郭晔旻：我不用微博，不用豆瓣，也不搞公众号。我刚刚也说了，我是个有社交恐惧的人，跟别人太多的互动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最早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跟别人在论坛上争论。那时候可能为了一个问题，我半夜都睡不着，然后爬起来写几千字跟别人掐架。但是后来我发现争论不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更多时候网上的争论都是情绪而没有内容。
像你们作为编辑，经常给我反馈，也会有一些严肃的批判，通过你们的渠道反映过来，这些意见我都是非常重视的。
让我去维系一个人际关系网，甚至是读者群这些，对我来说非常消耗我的能量。有跟大家互动聊天的时间和精力，我不如再去写篇文章。
现在很多人做微信公众号或者运营微博这些，也有商业的考虑。但是对我来说我有自己的主业，我并不需要靠这个维生。
既颠覆又启发的《东晋门阀政治》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您会在意来自学界的评价吗？
郭晔旻：这个要看，因为我也是个语言学的爱好者，所以我会比较在意和语言学这个圈子里的学者互动，向他们请教，比如我一直和钱乃荣先生有联系。在其他的领域我就没有这个很强的要和他们当面请教或者互动的愿望，我注重的是自己的写作要建立在学者们严谨的研究之上。我也不想被牵扯到学界的这派那派，师门陈见里面。我在乎的就是论据本身是不是有道理的。
对我来说我一直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写的不是论文，我也不是学术共同体的一份子，我就是一个做历史科普的。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姚大力先生的学生，姚大力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学者，他的书我都读过，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说要去当面向他请教什么。
但或许有一个例外，如果田余庆先生还活着，愿意接受我的拜访的话，我觉得我会很荣幸。他的《东晋门阀政治》给我的震撼太大了，对我既颠覆又启发。
从传统的历史叙述来看，我们把东晋看作是一个和南宋类似的，败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政权。但是《东晋门阀政治》告诉我们，东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王权相对弱势，贵族强势，有点类似西方的贵族共和的色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介绍过东晋，最多写一句“王与马共天下”，还是以一种负面的立场，形容当时王权虚弱。我们的史观里面，国家要强大，那王权就必须强大，一旦王权衰弱了，我们就潜意识里觉得礼崩乐坏了，国家不行了。通过田余庆先生的叙述，我个人认为东晋最稳定，并且对北方少数民族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候，恰恰是王权衰弱，而氏族强盛的时候，氏族联合起来对抗北方政权，才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把东晋的疆域拓展到黄河沿线。《东晋门阀政治》用一个特殊的视角写了一段非常特殊的中国历史。这也给了我们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并不一定要依赖于王权的强势，这也是对我们传统的线性史观的一种颠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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